周人的艰苦创业：是积德获天命还是战略选择正确
周人以后稷为先祖，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在夏商时代，周人部族常常受到西北游牧部落的侵扰，进行了多次迁徙。在商朝后期，发展成为商朝西面的一个实力强大的邦国，臣服于商王朝。但到了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开始了“翦商”事业。因而在周王朝建立后，他被尊为“太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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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述，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贤明，并且他的儿子姬昌更是一副天生圣哲的气象。因此，太王想让幼子季历接替自己领导周人事业，但是这有悖于嫡长子继承的传统。泰伯、仲雍出于孝心，为了将王位让给季历，出奔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并且把头发剪短，在身上刺上刺青，以显示不适合继承君位，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吴国。 现今有学者研究推测，泰伯、仲雍出奔，不是孝子让位，而是志大力小的周人为了“翦商”所做出的战略发展与战略布局。而春秋时期，孔子听到的当然孝子让位的版本，并且是重视仁孝的孔子对此深信不疑，他盛赞泰伯说：“泰伯，他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了。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君位多次让给弟弟季历，百姓没法找到恰当的话语来称赞他。”（8.1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继位，领导周人继续发展壮大，引起了商王的警惕，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人的壮大，杀死了季历。周人在季历儿子文王姬昌的领导下，先重点征讨西北各部落巩固了后方，后又向东发展势力，剪灭臣服于商的部落、方国，实现了对殷商西、南、北的三面包围，但是仍忌惮殷商的强大实力，表面上仍臣服于殷商。《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对此，孔子评价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人表面的臣服并没有换来殷商的安心，商王纣将文王姬昌囚禁在了羑里。但幸运的是，殷商东方的东夷部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商纣王选择全力征讨东夷部落，为先安抚周人，将文王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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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去世后，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为了攻克商王朝，汇聚其他部落方国的支持，武王在河南孟津大会诸侯，孟津之会两年后，武王便正式出兵伐纣，行军途中，有二人拦阻劝谏，此二人便是因相互让位而隐居起来的伯夷、叔齐兄弟，他们指出，以臣伐君、以暴易暴为不义，不义之事不可为。武王没有听从二人的劝阻，二人在武王克商之后，坚守心中道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饥饿而死。二人故事流传后世，百姓称颂。孔子十分赞赏二人的品德，认为二人没有背叛自己的初心，也没有让邪恶玷辱自己，不愧为仁人君子，（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评说道：“伯夷、叔齐不追责过去的恶人恶事，所以他们心中的怨恨很少。”（5.23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还认为伯夷、叔齐，追求仁德，并得到了仁德，所以心中没有怨恨。（7.15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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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唐《采薇图》,表现的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情景.
武王与纣王的军队相遇在朝歌城外的牧野，发生大战。战前，武王发表了战前动员讲话，也就是现存的《尚书·牧誓》，列举了商王纣四项罪恶失德的行为：“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暴虐百姓”，宣称自己是“惟躬行天之罚”，是替天行道。
古文《尚书》“武成篇”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商王纣仓皇派出军队迎战武王，不料开战时，纣王的前方军队阵前倒戈投降，后方军队仓皇后逃，在武王军队的追杀下，死伤无数，血流漂杵。面对无可挽救的败局，纣王自焚而亡。西周建立后，周人将武王克商描述成“以仁易暴”的正义之举，后世儒家受此影响。《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坚信武王伐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仁者天下无敌，不仁者天下无依，因此，武王伐商不应当有大规模的流血牺牲，竟怀疑起周人自己在《尚书》中“血流漂杵”的描述，为周人打造“仁者”人设，意欲依托被美化的古史推行自己的改制方案，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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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纣死了，但是商人的实力仍然很强大，东方仍有大量忠于殷商的方国部落。当时，出于实力的考量，周人并不具备广泛在今天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条件。因此，对于商人，立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继续统领商部族，只是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叔鲜、叔度、叔处镇守在殷地的管、蔡、霍，负责监视、节制武庚；对于各个方国诸侯，基本延续了商人内外服的体制，继续承认各个方国诸侯的地位，当然，前提是他们得承认周代商掌管天下，而对于不承认周人权威、继续忠于商王的方国则毅然率兵征讨，《逸周书·世俘解》有相关记录。
出于长远稳固统治的考量，武王还做出了两个战略谋划：一、采取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措施，“褒封神农始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猪，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目的是昭显盛德和培育依附支持周人的力量。二、谋划在关东营建东都，为此在今天的河南分封了齐、鲁、燕、许等国以拱卫将要营建的东都。但武王在克商二年后便因病去世，未能营建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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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之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因其年幼，由周公姬旦辅政。在殷商镇守的管叔、蔡叔猜疑周公图谋夺取王位，武庚趁机拉拢二人，并联合殷商东方的徐、奄等方国，发动了叛乱，声势浩大，周王朝有倾覆之危险。面对危局，周公和召公帅军东征，最终平定武庚叛乱，并征服东方各方国。东征的胜利，为周王朝进行广泛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提供了条件。于是，之前分封的鲁国、齐国将封地迁徙到了今天的山东地区，燕国迁徙到今天的北京地区。而将殷商之地，一分为二，北为卫国，由武王之弟康叔治理，南为宋国，由商王纣的庶兄微子治理。对徙封殷地的卫康叔，周公撰写了《康诰》《酒诰》，千叮万嘱，要对殷人采取怀柔政策，尊重殷人传统，重用殷人中的贤人。要在山东建立鲁国伯禽是周公的长子。据《论据》记载，伯禽临行前，周公嘱咐他治国之道说：“英明的统治者不会疏远自己的同姓亲族，不会让大臣抱怨没被重用；对于老臣，没有重大过失就不要抛弃他；对于一般臣下，不要求全责备。”（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鲁世家》中记述如下一段：“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各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君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判断后世齐鲁强弱，恐怕是事后诸葛亮的司马迁的神来之笔，齐、鲁建国方针大异，应是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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