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记忆：新德里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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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厦门现代城规划蓝图中拆迁中山公园的安置小区，在百家村之东、模范村之南，现在的174医院所在地。如今以新德路为名的门牌仅剩18、20号两块，那是我学龄前的百草园。
一
月娘月光光，起厝田中央。田螺做水缸，色裤做眠床，脚布做大肠。
这首闽南童谣是笑仔搂着三岁的我，口对口教会我的。笑仔是我家的资深佣人，来自厦门港对岸的南太武山场，早年在鹭江道我外公府上帮佣。我妈15岁时在鼓浪屿出阁，她也奉调随嫁过来，伺候我妈生下我姐、我哥和我。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我两岁前都去世了，所以我的垂髻人生，都是笑仔一手包办的。我每夜都把笑仔的色裤当眠床，在“婴仔婴婴困，一眠大一寸；婴仔婴婴惜，一眠大一尺”的拍打声中坠入梦乡。
至于新德路18号那片令人缱绻的月光，我想我很难用书面的语言来表达；如果硬要勉强为之的话，似乎只有苏轼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还差强人意。这座“起厝田中央”的“朱阁”共有三层，我家租住的一层有个花木婆娑的庭院，二层住着全楼最年长的房东吉兆婆，她的丈夫陈吉兆生前曾在我曾外祖——缅甸大粮商郭朝阳的仰光店里当过掌柜，凭此渊缘，当1949年解放厦门的炮火掠过鼓浪屿时，她将这栋建于模范村的一手别墅的底层租给了我父母，每月租金12万元（旧币，1万等于1955年后的1元）——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款项，足够帮补她和两个女儿以及独自住在三层的三姆婆。三姆婆是吉兆婆的妯娌，年轻时就守寡，没有子嗣，终生都靠着18号的房租来度日。
我啰里啰唆地讲了这许多，无非是想交代一下我和这几个阿婆的关系，以便让读者更好地读懂这几只我所提及的童谣。阿婆们都是生在旧中国长在旧中国的旧式妇女，目不识丁，头发长见识短，既守寡又裹脚——对了，这里我得解释一下何为脚布，能做大肠的脚布绝对不是擦脚布而是裹脚布，长长的，窄窄的，一圈一圈地把拗得狰狞可怕的脚掌裹成了粽子。据说中国的旧文化里有两个最令人憎恶的陋习，一个是太监自宫，另一个则是女人裹脚，这后一项三个阿婆都犯了！但笑仔和三姆婆解放后就把脚给放了，不再捆绑它们，一如既往的只剩下吉兆婆一人。我想不通她为何要坚守，为什么要做对自已对别人都没有丝毫好处的糗事?我妈说阿婆习惯了，毕竟已经裹了一甲子。旧社会，不裹脚的女人是贱人，只能当丫头，干粗活，而阿婆是个地道的名门闺秀……
有了妈妈的这番提点，我才渐渐看出了笑仔与吉兆婆的不同。比如同样口授闽南童谣，笑仔只会教“大箍呆，炒韭菜，烧烧一碗来，冷冷阮不爱“这样的灶台歌，而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吉兆婆教的则是“坐飞机，看天顶。坐大船，看海涌。坐火车，看风景。坐汽车钱卡省，坐牛车顺势挽龙眼”——当年房东阿婆教我唱这首童谣时我们正坐在二楼的阳台上，阿婆顺手摘下了一串伸进阳台的龙眼塞到我手里。那一颗颗龙眼只有纽扣般大，虽小却很脆很甜。那株老态龙钟的龙眼树前些年还在，但随着新主人的翻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数月前我在手机上看到题为《新德路18号别墅》的照片。地还是那块地，号还是那个号，三层依然是三层，但那棵与楼齐高的老龙眼树不见了，簇新的铁艺栏杆代替了琉璃花瓶柱环绕着阳台，豪华炫丽却令我无感。追忆是需要情绪的，没有情绪便没有记忆。
二
人插花，你插草。人伸脚，你伸头。人咧笑，你咧哭。人咧行，你咧走。人戴帽子，你戴粪斗。
簪花这件事，拿厦门阿婆跟泉州阿嫲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二十岁时到祖籍地泉州西门外塔后村插队，亲眼见过一支穿红戴绿的迎亲队伍，七大姑八大姨挑着饼盒果篮走在田埂上，梳髻的头上簪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呵呵，真叫前头撵蝴蝶，后头赶蜜蜂哟……
新德里的婆婆们簪花不似塔后村的大妈们那般姹紫嫣红，鲜花她们只簪含笑、茉莉这些花型小，颜色素的品种，簪的数量也很少，只在它们含苞的时候摘上一朵两朵，插在髻上混着头油缓缓地散发幽香。然而就连这种偶然的含蓄之举18号的三位阿婆一次也没有过。笑仔一天到晚炊煮洗涮，实无闲心也没雅兴。而二楼三楼的妯娌俩长期寡妇失业，世俗和礼教也不容许她们花枝招展。于是那天下午，当描着柳眉搽着胭脂的三姆婆顶着满头的鲜花在盛开的油菜花地里载歌载舞时，在一旁汲水灌园的菜农便撂下水桶飞奔来报：“吉兆婶呀，你家三姆‘笑’去啦！”——他说的这个笑不是笑仔的那个笑，笑仔的那个笑是含笑花的那个笑，而他说的这个笑是“疯了”的意思，有些闽南语专家也把这样的笑写成嚣。当吉兆婆迈着小脚气喘吁吁地赶往菜地时，正在唱歌仔戏《桃花搭渡》的三姆婆把手中的手绢抛往天空又接住，转唱起高甲折子《灯红歌》来：
正月点灯红，上炉烧香下炉香。君今烧香阮点烛，保佑二人结成双。
二月君行舟，娘子牵君买香油。是多是少给阮买，是好是歹为君收。
三月君行山，君你行紧阮行宽。君衫长来娘衫短，放落衣袖把君挽。
四月簪花围，一头簪花两头垂。无缘见哥花憔悴，有缘会哥花合蕊……
大概是花合蕊刺激了花癫的神经，三姆婆没有继续唱五月赛龙舟，而是捏起兰花手唱起《数花》来：“官兰花，太贵气；指甲花，不稀奇；玫瑰花，有利刺；送娘花，未到时……”吉兆婆千方百计想把她带回家，但一靠近她就被狠狠地甩开。三姆婆在丝瓜田里一畦畦地唱过去，嗓门不见哑精神更亢奋，唱到最后竟然狂躁起来，拔起丝瓜三脚架上的竹竿见人就打，竟把吉兆婆打翻在地。吉兆婆含泪叫绸花——绸花是三姆婆的闺名，“你静静点，静静点……”哪里静得下来！一直打到驻扎在柯清源别墅的军营里，直到解放军战士拿铁链将她锁到我们院里的老龙眼树干上，她才渐渐地蔫了下来，垂下头坐靠着龙眼树干不再言语。我妈搀着吉兆婆回二楼歇息，下楼后愣愣地盯着满桌的饭菜全无食欲。“妈，三姆婆是怎么啦？我怕……”“别怕别怕，三姆婆老毛病了，自从她老公被登鹭的日本兵枪杀后就疯了！每年桃花一开就要闹一阵子，让她闹一闹就好了！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你吉兆婆，五六十岁的人了，今天摔的那一跤可不轻哪……”
后来我听到妈妈和笑仔谈论那天的感受，妈妈说没想到三姆会唱戏，平日里她贞静贤淑目不斜视，从来不去戏园子，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她还说最令她感动的是吉兆婆的妇德，妯娌而已，凭什么要供她养她照顾她？还无怨无悔？笑仔说她曾陪吉兆婆去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说三姆婆上辈子是吉兆婆的丫鬟，曾为落难的小姐雪中行乞，所以吉兆婆今生得反哺……
呵，这缘由听起来很无厘头不是？但现在，已经耄耋的我想起当年吉兆婆的善良，还是忍不住会伸出大拇指——这样的德行真是高大上，杠杠地。
三
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卖米醋，四螺卖豆腐。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七螺七，讨米癖。八螺八，做菩萨。九螺九，当太守。十螺十，中状元。
这则童谣是用来看相的，依据你的指纹来预测你的命。人十指端的纹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根纹线一圈一圈由外向里绕，终于圆心——这种全封闭的形态叫“螺”。另一种则是由多条平行的曲线层层叠合而成，没有圆心，这种一面开放的形态叫“斗”。依指纹算命看螺不看斗，根据螺的数量定穷富，定祸福。
十螺的福禄最全，这一点令我十分满意，因为我就是妥妥的十螺，将来会中状元的——像孟丽君那样的女状元。由于经常跟母亲坐人力车到外街的戏园子看“人戏”，学龄前的我已经知道即便裹着三寸金莲，只要有慧心有才情，也是不乏机会“来年螺髻换乌纱”的……
“查某囡，菜籽命。”“拣拣拣，拣一个卖龙眼。”——这两句俗语是我妈看了由《聊斋志异》里的《姐妹易嫁》改编的某齣人戏后发出的感慨。这感慨里既含有对命定的无奈，也含有对姻缘的顺从；其中大部分是从戏文里悟出的，小部分也来自周遭人的际遇。比如她有个叔叔，自小就与一位世伯家的大小姐指腹为婚，及笄时托人到同安接来完婚，谁知客鸟报错了喜，接来的竟是二小姐。其时日本兵已登鹭，陆海两路交通尽皆中断，无法还珠换珠，只好将错就错娶了小姨子。婚后叔婶二人举案齐眉，育有三子一女，事业皆有所成，晚年幸福美满。只可叹那留在同安的大小姐后来嫁给了乡绅，解放后成了地主婆，生下来的孩子都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辈子在土疙瘩里讨生活……
算起来我妈的命还不算歹，她降生在一个非贵却富的侨商家庭，是我外公原配夫人郑白菜所生的惟一女儿，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尽管生母在她十岁时就去世了，但毕竟给她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你命占大，三十岁会建小业，五十多岁会建大业……”这是响誉整个闽南的“一声雷”为我妈批的命，乍一听我妈还挺高兴，她不知道算命大师口里的“建小业”是置房产，“建大业”是死老公，而“命占大”则是剋兄姐——就在我们还未搬离新德里之前，她的两个胞兄一个病死在仰光，一个逝世于厦门！二舅之死至今我还有点印象，他在一中课堂上教学生演算三角公式时突发脑溢血，逝世时才刚结婚三个月，新婚妻子是集友银行的高级白领，月薪100多元，相当于一个14级行政干部。
虽然我外公也不享长寿——1950年正在盛年的他因肝癌去世了，但他死前将他在公司里的经理位置传给了我爸，使得我爸在公私合营之后还能以资方厂长的资格领取一份128元的月薪，以维持我妈全职太太的闲适与惬意。即便后来因要购买豆仔尾101号不得不压缩开销辞退佣人亲自洗手做羹汤，但在操持家务之余仍能游刃有余地逛街看戏打麻将……
不知我妈的玩麻史始于何年，总之从我记事起，她的麻技就已经炉火纯青了！五十年代，她常回娘家与左邻右舍的太太闺蜜们打；到了六七十年代，对封资修文化进行剿灭，她就躲在家里教自已的子孙打。子孙还小时没收入，便不设赌注，纯娱乐。后来子孙工作了，玩时就下小注，搞点经济刺激。“自已刽，赚腹内”，我妈说。那年月“关隘内”替客宰杀活禽的小贩不收加工费，只留下被宰鸡鸭的“腹内”——心肝肠之类的“下水”作为报酬，这样的菜市俚语被我妈引伸到自家人零和的牌桌上可谓活学活用，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一家三代大大小小二三十口人，只有一个不是我妈的牌友，这个人就是我。自打进入实验小学这样的新学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后，我便对我妈这套非主流文化不屑一顾，并与之划清了界限，以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做妈的察觉到女儿的成长与进步，难免为自已的落后与不合时宜而忐忑，所以她从不叫我打牌，这种状况从文革前一直延续到文革后。1987年我携夫将女把户口从闽北落回我妈的豆仔尾101号里，36岁的造纸厂工人蓝袖很快就被发展成我妈的铁杆牌友。每当楼下三缺一时，我妈就会蹭到二楼我房门口探头探脑，或者敲窗户发暗号什么的，蓝袖便心有灵犀一点通，匆匆披挂下楼鏖战。我是又好气又好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妈生命的最后100天，三进三出解放军174医院。这所医院占据了原先新德里的所有地盘，把仅存的18号及20号两幢别墅一齐揽入怀中。我站在妈病房的窗前，把那幢我们住了七年的别墅指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就把头扭开了，继续吵着要回豆仔尾，终于在她76岁生日那天如愿以偿。我姐上街买了些时新果蔬供到家里的佛龛前为她祈福，她看到菜篮里有把新鲜水面拈了就就往嘴里塞。“妈，这是我要煮给你吃的寿面……”“不用煮，我想吃就吃……”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那些天妈的行为举止大失水准，一反往日的通情达理变得刁钻古怪，一语不合还会骂人，看她一副像要下世的光景，我们只好含着泪再送她回医院。在医院里打了针吃了药她仍然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叫唤：“怎么还不死呀？死了算了！死了算了！！”……就在我们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时，蓝袖看她来了，他一边为她按摩一边说：“妈，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您买了副仿象牙的麻将牌，一枚枚油光水润，可漂亮了！”我妈顿时笑逐颜开，“好啊好啊，等我出院了就回去摸……”
蓝袖走后，妈很快便睡着了。我开了门走到月光下，看着当年和妈一块看歌仔戏和露天电影的篮球场，那颗多日来为妈的病焦虑纠结的心一下子舒展开来，不由得想起那句著名的论断——
文化是对灵魂的终极关怀……
四
西北雨，直直落。鲫仔鱼，欲娶某。鲇代兄，拍锣鼓。媒人婆，土虱嫂。日头暗，寻无路。赶紧来，火金姑。做好心，来照路。西北雨，直直落……
一次偶然，听舒婷的姨表哥江为群说他小时候就住在新德路10号，惊喜之余就问他，记不记得10号与18号之间有一条丈把来宽的土路，路中间有一口井，卖菜的绿豆婶常在那儿汲水发豆芽。为群说他记不得了，我表示遗憾，并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口井，它关乎着我对我爸的一些记忆，水淋淋地，湿漉漉地……
我爸1917年出生于泉州西门外塔后村，属蛇。家里有几亩薄田，还有两位分别属狗属牛的哥哥。我爷爷作为靠天吃饭的自耕农，风调雨顺时还能供儿子上上学，遇到天灾人祸生计便无着落。民国九年，夏秋连旱100多天，水井干涸，野无青草，庄稼无收。我奶奶随人到清源山祈雨，在山上一座庙里睡了一夜，梦见三条光秃秃的土路分别向不同方向延伸，最后都消失在浓雾里不知所终。“那时我就知道你们三兄弟将各走各路，结局如何我恐怕看不到了！”1950年夏我爸回塔后为爷爷办丧事，奶奶这样对他说。爷爷是为病重的奶奶买药夜走田埂跌倒后去世的，他死了不到一个月奶奶也跟着去世了。那时我二伯已经去仰光谋生，为她摔盆哭丧披麻戴孝的只有两个儿子——在泉州务农土改时被定为中农的大伯和在厦门鹭江道经商的我爸了！
1935年，初中毕业的我爸到第五码头我外公开的钱庄上当伙计，起始月新为3块银元，高兴得上街吹头发买皮鞋。这条街就是历时十年才刚竣工的鹭江道，同年竣工的还有沿海八个码头，另有库容110立方的上李水库及与之相配套的赤岭水厂——该项目是华侨富商黄奕柱派人前往南洋各地募股，筹资110万银元建成的。110万元就能建一座日制水能力达5000吨的自来水厂，可以想见当年的3块银元有多大，够一个刚入职的农村青年得瑟了，呵呵！
然而，鹭江道给我爸带来的惊喜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升职提薪的惊喜竟接二连三，到了第七个年头，听说他想成家了，老板竟然托人来说亲，要把刚刚高小毕业的大女儿嫁给他；而且嫁还不白嫁，有丰厚的妆奁与陪嫁，还有时髦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西式婚礼。我见过父母的结婚照，照片上有花童花篮，有伴郎伴娘。新娘婚纱旖旎，捧花含露；新郎西装笔挺，玉树临风——帅得不要不要的！然而，我妈却说皮囊并不是我外公看重的，他看中的是我爸的生意头脑。“你爸有经商的天赋，几年光景就把郭氏企业打理得风生水起，要不是后来公私合营了，一定能把公司做强做大……”
“免听你妈风龟，其实你外公携眷回国时，郭家就已经败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饶过你外曾祖父，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靠卖军粮赚来的财富一扫而光。你外公回到厦门赤手空拳地创业，又遇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他临终前把产业托付给我时，只剩下恒利这家米面行了——哪有什么郭氏企业，净是些小打小闹……”晚年时父亲与我闲聊时实话实说。
这家恒利米面行我去过一次，开在鹭江道的挑水巷路口。前面是批发兼零售米面及食用油的店面，后面是碾稻谷的加工厂和栈房，机器轰鸣，米糠飞扬，我只朝里面看了一眼就被妈带走了。我们穿过200米长的挑水巷去金城戏院看越剧《柳毅传书》。这出戏讲的是嫁到泾水的龙女三娘托落第举子柳毅传递家书终成眷属的故事，6岁的我对戏中的男女情愫不甚了了，却被那游鱼潜鳖琼楼玉宇的水晶宫迷住了，回到新德里还不停地问：“泾水在哪里？钱塘在哪里？洞庭在哪里？厦门有那么大的湖吗？要多大的湖才有龙王呀？”这些问题连我妈也答不上来，更别提笑仔了；但笑仔说只要有水的洼地就一定有神，就连小小的水缸里也会有田螺姑娘呢！“那么，隔壁那口井也会有娶某的鲫仔鱼了？”“对对，识的识三岁，哄的哄八十……”笑仔用夸奖和自嘲敷衍了我的奇思妙想。在厦门话里，“识”就是聪明，“哄”就是憨。
隔壁的那口井就是我对江为群提及的那口井，那是一口清洌洌、四方方、用花岗岩条石砌就的淡水井，是方圆数百米之内惟一的一口公共饮水井。众所周知，厦门原来是个孤岛，淡水资源极其短缺，在赤岭水厂投产前，居民的日常用水全靠水井；而像鹭江道这样靠海的地方挖出的井水又咸又涩不能饮用，就只能靠内陆淡水船供应。淡水船一靠岸，还得由人工挑水挨家挨户地售卖，这就是担水巷名称的由来。新德里地处白鹤山下，蓼花溪、虎溪、水磨坑溪沿周边流淌，其井水不仅可供浇园还可直接饮用，所以一天到晚打水回家做饭的人络绎不绝。这些打水的人中有大人，也有小孩。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孩，个头还没扁担高，一担水挑不动，就和哥哥姐姐合力扛。打水的活太小的孩子干不来，只能由稍大点的哥姐勉为其难。这些半大小鬼常因吊桶不慎掉入井中而嚎啕，这时就会有大人拿着带铁钩的绳索匆匆赶来帮忙。
新德路18号那时已经装上稀罕的自来水，是不必也不用上井台取水做饭的，况且笑仔也禁止我到井边探头探脑，我便只能隔着院墙静静地观察那些人钩吊桶，心里殷殷期盼他们也能顺便钩上一尾鲫仔鱼或金鲤子什么的——然而没有，一次也没有！他们偶尔钩上来的都是些垃圾，一团乱草啦，一块破木板啦，一只烂拖鞋啦……直到有一天，有人钩出了一把枪——一把包着油纸的驳壳枪！
那段时间我爸回家得很晚，回家后总锁着眉头精神疲惫。他听说那把手枪出了水先是一愣，随后就放下饭碗走进卧室，我妈见状也尾随进去，两人在房中窃窃私语。我赶紧溜进去听壁脚：“振郡，你无代志吧？”“我想无代志，这次肃反的对象主要是党政干部，资方留用人员应该没事，你不用担心。”我爸安慰着我妈，听得出平时神经挺大条的我妈已经哽咽了……
尽管我爸没有在肃反的发动和高潮期出事，但他没能躲过1959年的“反右倾”。从那年的13号台风过后到翌年春节，他一直被关在屿后南里的面粉厂里写材料，像皮球一样被人打被人踢，所有的罪状仅仅因为一笔50元的错账。后来也不知怎地就被放了，依旧当他的碾米厂副厂长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他自然也免不了被揪斗被降薪，但没被关牛棚，家还是可以天天回的。对子女热衷的革命造反他不置可否不予置评，但坚决反对抢枪夺权之类的武斗！“枪械不能明是非，只能决定谁活下去！而我希望你们活下去！”
我爸中年后就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病，文革期间又因去修筼筜海堤加重了病情，能活到1983年拿到“平反”证书要感谢胡耀邦。在单位发还给他的那一大堆自书的检讨材料中，我读到了1959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上面说新德里水井里的那支驳壳枪的确是他藏的，藏的目的就是想变天……“爸，你说什么呀？这不屈打成招吗？”“是屈打成招，我不也是没办法嘛，再不这样说我会被打死的……”“那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那只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买的，我花了30几块现洋买的呀！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49年10月7号下午，一位国党军官进店来用它抵住了我的头，抢走了店里所有的现洋，临走时留下这支枪，说日后会回来拿的！我还管他回来不回来？谁来了我都得吃饭！他拿走我的钱，这枪就是我的了，哪天机会来了我卖了它——这就是我留下这支枪的真实想法，你妈不是说过我是个有生意头脑的商人嘛，哈哈……”
作者简介：陈美瑟，女，笔名柏玫，1948年生，鼓浪屿人，著有小说散文集《边缘的风景》。
LOOKERS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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