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与伟大建党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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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与伟大建党精神（一）——“长江讲坛 理响荆楚”系列精辟课程第五讲
编者按：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恽代英被毛泽东称为“全国革命青年领袖”、被周恩来赞誉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他也是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的创办人。清明节前夕，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图书馆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了“长江讲坛 理响荆楚”系列精辟课程第五讲，由于讲座内容丰富，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分三次刊登。全文将从《中国青年》杂志第9期陆续刊载。
主讲人：李良明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持人：孙永祥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学生代表：林立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瑞浩 华中师范大学恽代英菁英学校学员
王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恽代英班学员
孙永祥: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江讲坛。“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恽代英气壮山河的绝笔诗。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是毛泽东口中的“全国革命青年领袖”，周恩来赞誉的“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在清明节前夕，由中共湖北省委讲师团、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图书馆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长江讲坛 理响荆楚”系列精辟课程第五讲现在开讲。
恽代英是如何主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呢？是如何确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呢？是如何探索建党的实践的呢？是如何体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宝贵财富？华中师范大学一直是恽代英学术研究的重镇，近日，李良明教授的新著《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昌》出版了，该著介绍了恽代英等10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武昌的理论与实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今天，我们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一起来分享“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这一话题。欢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良明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专业博士生林立同学、恽代英菁英学校学员李瑞浩同学、恽代英班学员王家豪同学。
李老师，您好！您研究恽代英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将恽代英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吗？
李良明: 我研究恽代英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科学春天之时。翌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刚刚恢复不久的湖北省社联向笔者所在单位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下达了“五四运动在武汉”这个课题。古堡教授、陶恺教授接受任务后，联合武汉地区其他高校的中共党史教师，成立了写作专班，指定我为执笔人。在完成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被恽代英思想和精神风范深深感动，你们想想看，五四时期，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很不错，个人又才华横溢，学历和社会地位也比较高。1918年大学本科毕业前，他就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是升起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星空的一颗新星，毕业后被陈时校长聘请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相当于我们现在华师一附中的校长），收入也比较高，凭他个人的才智和能力，如果仅仅只是为了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幸福，小日子将会过得很滋润、很幸福。但是，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恽代英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舍弃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光彩照人！所以从那时起，我便有意识地将恽代英的生平史事及思想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之一。
利群书社，陈独秀、毛泽东与恽代英
王家豪: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觉醒年代》，在青年学生之中引发热议。其中有一集讲的是，在李大钊等的指导下，陈延年、陈乔年、何孟雄、王光圻等北大进步学生，创立了北京大学工读互助团。当时的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与实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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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在中华大学
李良明: 有的。北大工读互助团成立后，王光圻致信恽代英，希望他在武昌也把工读互助团办起来。恽代英收到王光圻的信后很高兴，便以他1917年10月创办的进步团体互助社社员为核心，联合武昌其他进步小团体的进步青年，于1920年2月1日，与林育南等一起在武昌横街头18号创建了利群书社。从本意上讲，利群书社就是一个工读互助性质的团体。但是，它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新文化”，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因此，利群书社客观上成为武汉和长江中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
林立: 正如李老师所指出的，我从《五四时期的社团（一）》这本书中了解到，利群书社除互助社社员外，还有辅仁社、健学会、日新社等社团的成员参加。实际上，利群书社就是当时武昌各进步团体的结晶体。
李良明: 讲到利群书社，我必须介绍陈独秀和毛泽东。1920年2月4日至8日，春暖乍寒，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他是应文华大学（后改为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校长孟良佐的邀请，莅临该校应届毕业生典礼并作学术讲演的。这次陈独秀在武汉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5日下午在文华大学公书林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学术报告。强调要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宣传的“废除继承权”的思想，引起强烈反响。二是陈独秀亲自制定了武汉工人阶级情况调查表，交给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请他帮助调查填写。郑凯卿组织文华大学的学生，对武昌的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陈独秀将这个调查报告发表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这表明，陈独秀这时已将注意力由青年学生转向了工人阶级。三是陈独秀会见了恽代英，约请他翻译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同意了。陈独秀没有看错人，恽代英也没有辜负陈独秀的期望，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将书名定为《阶级争斗》。陈独秀收到恽代英的译稿后，亲自校订，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以“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这本《阶级争斗》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指的就是这三本书。
为什么《阶级争斗》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本书共五章。第一章，小生产制的经过，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起源；第二章，劳动阶级，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第三章，资本阶级，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终将灭亡的原因；第四章，未来的共同生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第五章，阶级争斗，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恽代英用第五章的章名作为全书的书名，这的确反映了恽代英翻译的高水平。
陈独秀做的这三件事说明，他第一次来武汉，就在思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领驱张（敬尧）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路过武汉，在武汉住了十天左右，并拜访了正在筹建利群书社的恽代英。这是毛泽东与恽代英首次相见，但他俩一见如故，像情深义厚的老朋友久别相逢。
毛泽东这次来汉，是希望恽代英号召湖北爱国青年支援驱张运动。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传单交给恽代英，恽代英立即将传单交给利群书社社员林育南、李伯刚（书渠）。第二天，《驱张宣言》贴满了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李伯刚还通过邮局，将《驱张宣言》寄往全国各地。这就有力地支持了湖南爱国青年的驱张运动。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昌。这一次他主要是来同恽代英商讨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及如何加强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联系问题的。恽代英向毛泽东介绍了利群书社半年来的营业情况以及实行共同生活的经验，鼓励毛泽东尽快将文化书社在长沙建立起来，并且答应给文化书社作信誉担保。毛泽东听后信心倍增，回到长沙后，立即与易礼容等发起筹建，并于1920年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在当年10月22日由毛泽东等人写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可以看到，文化书社与上海泰东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利群书社等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为文化书社信用介绍人，以便文化书社进货，“各店免去押金”。文化书社与利群书社联系密切，成为在洞庭湖南北盛开的并蒂莲，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恽代英如何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的过程，也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他不仅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还一边翻译一边将内容讲给利群书社的朋友们听，使他们也知道了书中的内容。可见，利群书社是恽代英从爱国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杂质也没有完全克服掉。
林立: 是这样的。从大历史背景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西方各类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如同繁星一般吸引着爱国青年的眼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变种，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同情劳动人民，鼓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这与当时中国爱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专制的内心十分契合。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成为当时进步青年救亡图存的一种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也坦然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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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在黄埔军校
李良明: 不错，瞿秋白也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看不十分清晰。”可以说，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转变的一个普遍规律。
恽代英实现从爱国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是1921年7月上旬，在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在这之前，他就批判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他又认为“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会后，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的一封信中说，“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即布尔什维克的团体。说明他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经过反复实践、比较，最终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并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1年7月15日至21日，恽代英从南京返回湖北后，立即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等24位进步青年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难能可贵的是，当恽代英获悉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与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萧云翥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从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永祥: 从刚才的交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恽代英由一名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他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从未动摇过，这正体现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品质。这是党的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内化于脑的一种崇高精神追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它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灵魂。
恽代英与他主编的《中国青年》
李瑞浩: 李老师，青年恽代英在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又是如何指引带领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李良明: 这就不得不提及恽代英与他主编的《中国青年》了。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恽代英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随后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3年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这也是我国最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刊物之一，《中国青年》开始是周刊，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迫害和摧残，只能不定期地出版。尽管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一再通令禁止邮局寄送《中国青年》，查禁刊物和封闭印刷厂，但它仍以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送到广大青年读者手中，并受到热烈欢迎，发行量一再扩大，从最初的3000份上升到50000余份。这个数字，与当时公开发行的其他刊物相比，是惊人的。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与恽代英殚精竭虑地工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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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恽代英任主编
恽代英除承担编辑的工作外，还以“代英”“但一”“FM”等笔名发表了220余篇文章和通讯，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问题。可以说，在当时黑暗的旧中国，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革命青年的征程，极大地影响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青年。
林立: 的确是这样的。受恽代英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党史人物不胜枚举。如：陆定一曾回忆说：“共产党人是诚实、俭朴、勇敢、聪明、一心救国救民、有学问、有远见的人。这个形象，我至今不忘。代英同志是我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的老师。”
胡乔木曾回忆说：“我是读了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以后，才了解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
郭沫若曾回忆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中国青年》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首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刊词中指出，创办《中国青年》的目的，就是要引导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什么意思？就是教导革命青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社会科学，树立远大理想。他把理想比作“光明之灯”，号召青年“一心一意向着灯光走去”。他说，若树立了远大理想，就像“在黑夜长途中看见前面一盏电灯一样，我只能一心一意地向着灯光走上去，任何别的事情，不能阻碍了”。“你若能得到一种信念，知道国家社会是一定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见到了灯光，你的胆气自然要更大了。”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恽代英的这些话就是要给中国青年系好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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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恽代英为《中国青年》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
其次，恽代英给中国青年指明了革命方向。中国大革命兴起后，许多青年踊跃参加革命，但不知道怎样革命，即不懂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是怎样的，谁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前途是怎样的等问题不了解。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革命领导权问题。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深刻地分析了这些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半亡国”，因此，中国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内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广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占中国人口的75%以上，“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他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指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前者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的，因此“一定是反革命的”；对于后者则要联合，但在合作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善于应对”他们，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恽代英特别强调，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由这个党的指挥”。这个党“必须建筑在被压迫的农人、工人上面，他一定是代表着农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简直是农人工人的团体”。恽代英坚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定会胜利，革命胜利后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要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走工业化的道路，对外开放。这就通俗明了地向中国青年阐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使他们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怎样革命。
最后，恽代英理解青年、关爱青年，对中国青年关注的学习、工作、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也都做了具体的指导。所以，恽代英和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成为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孙永祥: 这样看来，恽代英肩上的担子十分的重啊！
林立: 是的。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恽代英受中共中央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沈泽民等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当时恽代英被任命为宣传部秘书，并任《新建设》的主编。现在我们可以查阅到恽代英一共主编了6期《新建设》，并在该刊上发表了16篇论文。
李良明: 我在台北市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看到一份档案资料，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的工资表，月工资为40至120元大洋，而领120元大洋的仅6名，恽代英和毛泽东名列其中，这也足见恽代英的工作能力和他所承担工作的重要。
【林立根据录音整理，李良明审阅定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恽代英年谱长编”(项目号:18ADJ001)的阶段性成果。】
（未完待续）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编辑：梁诗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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