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到自由贸易运动先驱，带你走进天才政评家巴师夏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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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师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79）是19世纪中叶法国自由贸易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是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巴师夏出身于法国南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0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在祖父的抚养下，巴师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最初的志向是成为诗人，他的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在之后的经济学文章中有所体现。17岁时，巴师夏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接触到对外贸易，了解到政府管制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当时的法国，小生产者拥护贸易保护，而大生产者拥护贸易自由。巴师夏的家族是从事葡萄酒贸易的大生产者。此间，巴师夏接触到斯密和萨伊的著作，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学习和实践中，巴师夏的自由贸易观念逐步形成。
19世纪40年代，西欧各国掀起自由贸易运动。这场运动以最早开展产业革命的英国为中心。1840年，科布登和布莱特在曼彻斯特成立“反《谷物法》同盟”。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这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为了废除《谷物法》，经济学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从斯密到李嘉图，经济学的产生和成长，就一直伴随着与《谷物法》的斗争。1845年，巴师夏来到英国，实地考察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的自由贸易运动，结识科布登并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回国后，巴师夏写作出版了《科布登与联盟》一书，介绍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阐述自己的自由贸易主张。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后，巴师夏深受鼓舞。他移居巴黎，成立了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协会，并创办《自由贸易》周刊。巴师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推动自由贸易的斗争中，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小册子。他被称为“法国的科布登”。
1847年，巴师夏将此前发表的鼓吹自由贸易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作《经济学的诡辩》。这一系列文笔犀利的讽刺作品，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集中包括著名的讽刺作品《蜡烛商的请愿书》。1850年，巴师夏又发表了他此生最后一篇论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进一步批判国家干预主义，进一步阐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就在1850年，身患肺结核而且预料到将不久于人世的巴师夏，决定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为世人留下一部系统性的著作。于是开始写作《经济和谐论》。巴师夏试图证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乎自然秩序的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自发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是和谐的。《和谐经济论》的主要内容，一是从服务价值论引出的市场经济的自然与和谐；二是建立在服务价值论基础上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巴师夏本来就身体孱弱，此书的艰苦写作又耗费大量精力。由于肺结核的加重，年底巴师夏不幸去世。书稿尚未完成。巴师夏在《经济和谐论》中阐述的思想，无论是服务价值论还是阶级利益和谐论，都缺乏明显的创造性，只是对前人或者他人思想的重新组织和阐述。同此前幽默而犀利的文章相比，这部著作显得温和而缺乏战斗意志与批判精神。
集中体现巴师夏犀利风格和战斗意志，体现其自由贸易主张和自由主义精神的，还是他的最后一篇论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哈耶克评价此文时说，他是一名天才的政评作家，说“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注：弗雷德里克·巴师夏：《财产、法律与政府》，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50年7月发表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文，开始写作于一年前。该文延续了此前《蜡烛商的请愿书》一文犀利的讽刺风格，不过，就论证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内容的丰富和论点的深刻而言，要远远超越前文。该文初写出来，未及发表，在一次搬家中不慎遗失。巴师夏重写了一遍之后，感觉文风不如前稿那样生动，显得过于正式。于是将其付之一炬。第三次重写之后才满意，这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在这篇论文中，巴师夏引用12个案例，对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精准的批判，揭露了干预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谬误和在实践中的危害。
下面介绍巴师夏文中的三个案例，以理解其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
第一，关于“破窗理论”。
一个小孩无意中打破了一户人家的窗户。主人不得已花6法郎订购一块新玻璃。原来停工的玻璃厂因为有了生意而开动机器；工人有了工资，于是面包厂也有了生意。于是，一个无意中的破坏行为启动了经济。每当经济萧条出现，“破窗理论”就会在干预主义者脑海里浮现，并被迅速锻造成干预经济、刺激需求的武器。巴师夏之前的时代、巴师夏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很简单，逻辑很清楚，因而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巴师夏认为，讲这个故事的经济学家，出于维护国家干预的需要，他们讲出了这个故事的某些内容，又刻意隐瞒了某些内容。一个经济行动，或者一项经济政策，有很多可能的后果。故事讲述者总是选择告诉人们某些在短期内容易被觉察、容易看得见，从而也是吻合其政策意图的东西，而把那些需要一个阶段才能显现的、不容易看得见的，从而也是与政策意图有冲突的后果隐瞒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在这个故事中，看得见的是，因为房主购买玻璃，给玻璃厂带来了6法郎的收入。看不见的是，如果玻璃没有被破坏，房主本来可以用这6法郎来买双鞋子的。就启动经济来说，鞋厂与玻璃厂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玻璃厂收入增加6法郎，相当于鞋厂收入减少6法郎。这相当于一种财富的转移。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房主花了6法郎装上玻璃，他的福利同玻璃被打碎之前相比并没有增加。如果玻璃没有被打破，他本来可以买一双鞋，他的福利本来是可以增加的。所以，看起来对社会有益的“破窗”事件，其实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
第二，关于“公共工程”。
从来，“破窗理论”和“公共工程”理论就是双胞胎。一旦形势需要，干预主义者总是先提出“破窗理论”作为试探性的铺垫，接着就会提出“公共工程”政策。如果经济不景气，具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就是扩张需求。既然具有破坏性的“破窗”行为，以及威廉·配第主张的建造金字塔和凯恩斯主张的用美元买进废弃矿井都有扩张经济的作用，那么，投资公共工程，岂不是更加名正言顺？
巴师夏提醒我们，当听到干预主义者扩张公共工程的叫嚣的时候，我们最好多个心眼。我们最好既能看到干预主义者展示给我们的看得见的东西，也能够看到干预主义者有意隐瞒使我们一时看不见的东西。开办公共工程，可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增加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就业，扩张需求。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干预主义者希望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看看事情背后是否存在某些被隐瞒的东西。举办公共工程的投资从何而来？这些投资的效率如何？
公共工程投资当然是来自税收，税收当然是来自企业和居民。于是，问题出现了。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收，本来也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的。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本来也可以扩张需求、推动经济的。将其转移到政府手里，岂不是多此一举？问题还不止于此。为了给公共工程筹款——以税收或者债券的形式，政府势必成立相关机构。于是，收入的一部分在中间渗漏了。如果考虑到从来就无可避免的贪腐，渗漏会更加严重。进一步，投资进入实施环节。招标投标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参与其中。耗费的大量资源都会在投资总额中寻求补偿，而层层转包已经将大量投资转移到工程之外。公共工程确实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但在社会福利增加之前，私人利益早就已经实现。
第三，关于“奢侈和节俭”。
在巴师夏之前100多年，曼德维尔写下了《蜜蜂的寓言》，提出“奢侈与节俭的悖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对社会则是恶行；奢侈对个人来说是恶行，对社会则是美德。奢侈之所以成为美德，是因为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巴师夏看来，曼德维尔的分析，也存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问题。他看到了奢侈消费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刺激需求的作用，但没有看到其长期可能产生的问题。
假如有兄弟两个，蒙多尔和阿里斯特，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5万法郎的遗产。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蒙多尔是一个曼德维尔所欣赏的人物，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他将全部收入用于个人的奢侈消费，他买豪华的马车，住华丽的宫殿，终日花天酒地极尽侈靡。蒙多尔当然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他的奢侈消费确实促进了相关奢侈品的生产，给生产商提供了利润，给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问题是，蒙多尔的这种生活方式，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几年之后，他的收入将消耗殆尽，他就不能再成为奢侈品厂商的雇主，也不能成为工人的救星。甚至，最终他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阿里斯特是个谨慎而节俭的人，他接受传统道德，接受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他将自己的收入作了这样的划分：（1）个人花销2万法郎；（2）慈善事业1万法郎；（3）帮助朋友1万法郎；（4）储蓄1万法郎。巴师夏这里所说的“储蓄”，既可以是生息的储蓄，也可以是投资于其他可产生回报的事业。短期或者直接的意义上来看，阿里斯特的这些收入使用方式，摒弃了奢侈和挥霍，但就增加就业或者扩张需求而言，与蒙多尔的做法效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一样可以增加社会需求。这是曼德维尔及其他主张奢侈消费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看得见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阿里斯特的节俭和蒙多尔的奢侈的效果很不一样。当奢侈的蒙多尔将遗产挥霍殆尽，不仅不能再为社会提供帮助并且成为社会负担的时候，阿里斯特的资金仍然在运动着，仍然在产生收入，仍然在提供就业机会，仍然在增进社会福利。这一切是曼德维尔这样的经济学家所看不见的，或者有意不看见的。
所以，在巴师夏看来，并不存在所谓“奢侈与节俭的悖论”。“节俭在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注：弗雷德里克·巴师夏：《财产、法律与政府》，64页。）“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注：同上，67页。）
巴师夏的经济学著作简单明了、清新自然。能够以简单的逻辑、生动的故事阐释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其实是了不起的才华。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默瑞·N·罗斯巴德在其《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中这样评价：“巴师夏实际上是一位洞彻事理的超一流作家，他的充满才气和睿智的论文及寓言故事在当时是令人瞩目的，对于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与控制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他是一位真正才华横溢的对于一种完全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的倡导者。”（注：默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7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但是，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巴师夏这样的对经济学理论的清新自然、活泼流畅的表述却经常被看成是一种理论上上不了档次的，甚至是肤浅幼稚的表现。熊彼特虽然承认巴师夏是“最出色的经济新闻工作者”，但却又认为巴师夏的论著缺乏推理能力，缺乏应用经济分析工具的能力，所以他认为巴师夏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家，甚至不是一个理论家。似乎真是这样。比如在以“公共工程”的例子中批判政府干预的时候，巴师夏似乎应该使用“乘数效应”，还有“挤出效应”及“漏出”等概念。但是，姑且不论这些概念的创造远在巴师夏的时代之后，即使没有使用这些概念，巴师夏的分析不是一样的精彩，甚至更精彩吗？经济学的历史似乎有着这样的坏传统，只有那些内容晦涩、表述混乱的著作才是有水平上档次的著作，比如，李嘉图的著作晦涩难懂，却被广泛传颂，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其实，给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唱赞歌的那些人，有几人完整读过这本著作，又有几人真正读懂过？附庸风雅，早就是经济学世界的流俗。
除了巴师夏，还有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被熊彼特斥为“肤浅”，同时也遭到现代经济学普遍的轻视。其中的原因如同巴师夏一样，萨伊的著作同样清晰、流畅、自然，同样显现着睿智的才气。这种风格似乎与英国严谨而晦涩的传统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受到以英国传统为渊源的现代经济学的集体打压。罗斯巴德为法国经济学家打抱不平，“正是法国学者们的这种清晰透彻与普遍声望，导致了总体上愚钝而又含混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作者们的反对，他们以他们的纯粹高雅的风格来反对法国学者，斥责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具有肤浅性。这个传统又被现代的史学家所加强了，他们对于法国学者们的政治观点的强烈敌意增强了他们这种草率的排斥态度。”（注：默瑞·N·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722页。）
经济学毕竟是一门致用的学问，我们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是为了用它来解释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经济世界的经济运行。好的经济学应该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清晰解释和明确思路的经济学，因此也应该是萨伊和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所谓“为理论而理论”，追求内容的深奥、表述的晦涩、形式的现代，其实是违背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的。这样的经济学，其实是一种坏的经济学。
经济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坏了，我们认真领会一下哈耶克的下面一段话是有教益的——
“如果有读者看到巴师夏觉得需要加以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100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注：弗雷德里克·巴师夏：《财产、法律与政府》，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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