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品改编影视成风，麦家：小说越优秀，改编时受的伤害越多
近几年，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明显增多，口碑也普遍不错。比如根据梁晓声同名茅奖作品改编的《人世间》曾作为2022央视开年大剧播出；改编自徐则臣茅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北上》正在制作中……严肃文学改编影视有什么优势？作家本身怎么看待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新京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专访作家麦家。他的小说《暗算》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同名电视剧作品（柳云龙、王宝强、陈数等主演），开创了中国谍战剧的先河；小说《风声》改编成的同名电影（周迅、李冰冰、黄晓明等主演），豆瓣评分高达8.4。麦家字字珠玑地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回应。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tjoges91tu/TkFml6XFwcZ28Y~tplv-tt-large.image?x-expires=2006144241&x-signature=S2GtAWoTl80muULZsCgqL8jTO5g%3D
麦家
出版后的好运和出版前的折磨，都是超常的
新京报：大家都称你为“中国谍战剧之父”，你能先帮我们大概回忆一下你的作品《暗算》《风声》的创作初衷和过程吗？
麦家：《暗算》是《解密》的姊妹篇，后者是2002出版的，前者是2003年，相继出版。它们也是相继创作，甚至是一起创作的。《解密》最初一稿完成于1991年底，然后一路投稿一路退，先后退了17次，历时11年。其间，我增增删删，共写了有一百多万字，出版的字数，《解密》《暗算》加起来，还不到一半。你无法想象，这么难产的两个作品，出版后之好运，和出版前完全是调了个头。《暗算》且不说了，最后得了茅盾文学奖。其实《解密》更难得，一个新人，一个倍受打压的新人，一下被人当黑马一样关注，先后得了六个奖，包括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出版后的好运和出版前的折磨，都是超常的，有些玄学，我本人也无法理解，只能说是命运在造化我。《风声》是2007年写的，也是同年就发表和出版。那时《暗算》电视剧已播，属于我正当红，就没曲折了，一切顺风顺水。
版权费从一万涨到三十万
新京报：当时《暗算》《风声》如何被选中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的？你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呈什么态度？
麦家：说这个更神，《解密》出版时，我在十里堡鲁迅文学院读为期半年的书，十月份出书前，偌大个北京几乎没人理我，出书后每个礼拜都有影视公司的人请我吃饭。因为想买的人多（两个月冒出十几家），互相叫价版权费，从我开始一万就满足的愿望，最后水涨船高，高到三十万成交。那时三十万可以在魏公村（军艺）买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所以，要谈影视版权，《解密》是出尽风头的，可以说刮起了一阵风，就是后来所谓的“谍战风”。但《解密》这东西其实很难拍，版权抢得热闹，创作影视的过程一直不顺，被后来者《暗算》超越。《风声》出版时《暗算》已名闻天下，影视版权完全可用“被抢购”一词，不是十几家，而是几十家。一天晚上，王中军给我打电话，说话很直接，很有大老板风度，说：“一定有很多人在抢，你就别犹豫了，给我，电影电视剧我都要，价格你报。”最后，就给了他，包括游戏，也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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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在《暗算》中饰演侦听天才阿炳。
中国导演爱改剧本，演员也爱改
新京报：你对这两部作品的选角满意吗？演员的表现、剧情的呈现，氛围的营造你认为体现出了书的精髓吗？能举具体例子来说明吗？
麦家：原则上我只对文字负责，演员什么的一概不管，也管不了。其实，对文字我也负责不了，中国导演爱改剧本，演员也爱改，到了拍摄现场还在改。这当然是很不职业的行为，但你也限制不了。作家或编剧，在影视链上是最底层的。说到书的精髓什么，我更悲观。应该说，不管影视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有如把一地麦浪滚滚的麦子做成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比如小说《风声》，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我”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最浅层的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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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风声》类似于一个密室故事。
改编顺利在于“找对人”
新京报：这两部作品你都有参与编剧，对于影视化改编，你最看重什么？
麦家：我曾是职业编剧，业余小说家，曾经在电视台当过十多年专职编剧。《风声》电影我没参与编剧，只是介入了审稿、讨论、提修改意见等，《暗算》我是直接操刀写的剧本.虽然电影电视剧不能完全同质同论，但总的说，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塑造出一个进入人情感和记忆世界的人物，是我个人最看重的，可能也是最难的。
新京报：你认为从文字到影视，这种看似媒介变化实则颠覆讲述方式的改编，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麦家：找到一名有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导演或制片人，人找对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解决，人不对了，什么困难都有可能产生。
新京报：你是否也会为了影视化呈现加入一些书中没有的情节？这其中的取舍标准是怎样的？
麦家：会加，没有哪部小说，可以不加情节地直接改编为影视，如果有这样的小说，一定是烂小说，要不就是烂影视。小说和影视是两个艺术体，各有其创作规律和纪律，影视是主体情节和人物，小说可能是结构，可能是语言，可能是叙事。总之，各有不同生命力，相对来说，小说要深层一些，也小众一些，影视要表象一些，它是大众的。
电影《风声》中张涵予唱戏传情报是个败笔
新京报：现在来看，《暗算》《风声》这两部作品的改编中还有怎样的遗憾吗？
麦家：两部作品都是开先河的开山之作，也是经典之作，但遗憾也是多多。有时，越是好东西越有遗憾，对一块普通石头没人会产生遗憾，只有面对一块宝玉时，遗憾才因“因美而生”。《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可圈可点，所以也有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掉两个，剩下三个人，两个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封内容特定的电报，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地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突然增加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李冰冰饰）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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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中，张涵予饰吴志国。
新京报：这两部作品改编过程中，你是否和出品方有过什么分歧？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麦家：创作有分歧很正常，但合作应该要愉快。总的说，《风声》合作很愉快，我因此也和华谊兄弟俩，包括一些主创交了朋友，至今都往来。《暗算》出品方就不让人愉快，首先，连根据我小说改编的字样都不标，其次出品人在我编剧名字后加自己名字，是极其恶劣的作为。但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我连名姓都不想点明。我把这看作是我人生受挫吃苦的一部分，过了这坎，人生都顺了。
新京报：你觉得原著和影视化后的故事、角色能完美契合吗？还是看书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角色，具象化后会不会有落差或者不满？对于你来说，更喜欢哪种表达？
麦家：以前，我首先是个小说家，其次是编剧；以后，我可能只想当一个小说家，因为，小说更关乎人的心灵。我希望通过写作能让人多听到自己真实的心跳声，哪怕多一次也好。小说是通人心的，这是文字的魅力，相比，图像更感官，更形而下。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最满意的由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化形象是谁？在你哪个年龄段看到的？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麦家：《林海雪原》小说改编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这个形象成了年少的我心中的英雄和最爱。我应该是十一二岁时看的吧，在心中最需要英雄的年岁，出现了这么一个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一定意义上也奠定了我某种人生基调，包括我后来上军校、写以国家英雄主义为主题的作品等，或许跟它有关。所以我一直在倡导一种“肯定”写作，“正面”写作，“真实”写作，要给人一种积极、昂扬、健康的精神向往。
风水轮流转，挺好的
新京报：之前影视圈流行根据网文改编，现在又开始重新热衷严肃文学改编，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认为严肃文学改编影视有什么天然优势吗？
麦家：一个时代一阵风，很正常。为什么《解密》《暗算》要被退17次稿、等待11年才能出版？就因为“生不逢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创作都是“高大全”英雄，八十年代后，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年代，反英雄、反主流、反崇高、反传统等，成了时髦。如果说以前的文艺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后来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我们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表彰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风气，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其直接代价是把人性人格的光辉抹平，人匍匐在地上，趴着，软着，赖着，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然后转眼间，在读者和观众需求下，时代又转了风向，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包括《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谍战剧片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前十年风向又转到网文，这两年又转到严肃文学，出现了《山海情》《人世间》等现实主义作品。我认为，兜兜转转，风水轮流转，挺好的。
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严肃文学和影视改编的关系？影视改编能为严肃文学带来什么？
麦家：小说和影视一方面是亲人，另一方面又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就越要接受更多的伤害；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佟娜
校对 陈荻雁 应该让麦家来当作协主席，才能将文学艺术创作引向正路。 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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