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到来之际，讲述三位中国体育先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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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鼓浪隐士
编辑：吃硬盘吧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古都。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再次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这是新中国国力发展、体育建设的重要见证。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百年前的中国，是个积贫积弱的国度。无数国民浑浑噩噩，体质羸弱，被外国列强嗤笑为“东亚病夫”。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怀着爱国心的有识之士认为需要从增强国民体质入手，强调“体育救国”，他们在中国推广体育运动，介绍奥运会，从而为祖国的体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北京冬奥会到来之际，我想跟读者谈谈其中三位重要人物的传奇故事。
#01：
张伯苓与“奥运梦”
说起张伯苓，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他早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希望从军报国。可是甲午战败让他心灰意冷，离开了海军，从此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
他深受YMCA（即：基督教青年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影响，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并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在南开大学时，张伯苓大力推广体育运动，他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踢足球、打篮球。而南开组织的足球队、篮球队更是名噪一时，多次打败了外国球队，让洋人刮目相看。张伯苓推动体育教育的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学生“只读圣贤之书而手无缚鸡之力”的面貌。
张伯苓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宣传奥运会的人，早在1907年的南开校运会演讲时就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一年后，他又在天津YMCA杂志上撰文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28年，张伯苓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名誉会长，并在1932年大力支持短跑名将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写下的重要一页，实现了他奥运梦的第一步。四年后，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张伯苓再次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遣运动代表队远赴柏林参赛，完成了他的第二个夙愿。
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开始筹划中国第一次申奥运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他在生前未能看到“奥运梦”的终极实现。2008年夏天，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足以告慰在天国的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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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奥林匹克之父王正廷
王正廷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从小就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具备在近代时期少有的放眼世界的眼光。1905年时，王正廷东渡日本求学，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王正廷从事民国的外交事务，极力为维护中国主权而斗争。在弱国无外交的历史背景下，他以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周旋于列强间，为祖国争取了不少合法权利。比如在巴黎和会上坚决不妥协；二十年代末收回威海、镇江、厦门等租界。
王正廷除了外交工作，还积极投身于中国体育建设中。他强调“体育救国”，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5年创办的《体育季刊》“发刊词”中说：“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因为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
他借助自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大力推广各项体育事业，并在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当选为终身委员。1932年，他与张伯苓一起推动了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翻开中国奥运的第一页。
1936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王正廷多方呼吁，筹集资金，并率队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全团共141位成员，他们从上海坐船远涉重洋到达意大利，再转火车，于7月22日抵达柏林。许多运动员在船上没能得到很好锻炼，加上一些人晕船导致身体不适，且到柏林后只休息数天就上场比赛，因而田径、游泳、篮球、足球、举重、拳击、自行车等项目的选手在预赛时即遭淘汰。不过，武术表演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48年时，王正廷再次率队出征伦敦奥运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体育代表团都未能取得佳绩。但王正廷之举向世人证明了奥运会不能没有中国，只要中国人坚持在奥运赛场上，一定能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一天。
王正廷在离开外交岗位后，其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奥运事业。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甚至自掏腰包带队出征，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因此他被称为“中国奥林匹克之父”是实至名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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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中国体育一面旗帜马约翰
马约翰生于1882年，他是鼓浪屿人。可他从小却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幸好作为基督徒的他，得到了教会的抚养，进入学校读书。而在教会学校的推动下，鼓浪屿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网球等运动的地区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约翰从小就酷爱体育，练就了一副好身板。马约翰经常看到外国人耻笑中国人体质差，这让他感到无比愤慨，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推动体育事业，增强国民体质。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时，马约翰在一次运动会上战胜了日本选手，为祖国争光。这让马约翰深刻感到体育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马约翰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化学老师时，有次对周诒春校长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因此学校需要考虑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盖大礼堂外，也要让学生搞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
他的意见得到了采纳，清华相继建立了田径、游泳、各种球类的运动队，因此清华大学很快就成为中国的体育重镇。在马约翰的带领下，学生的体质得到了极大提升。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就回忆，他刚来清华时，200米都跑不动。可在马老师的调教下，竟然成了学校足球队的主力。正是年轻时练就了的强健体魄，才能在日后为国家多做事。
马约翰对学生十分严格，甚至制定体育不达标不能毕业的制度。像吴宓、梁实秋等文化名人，都曾因体育成绩不及格，而被马老师“扣留”在学校半年。正是这样的高要求，才让学生拥有了“革命本钱”，成为诸多行业的精英。
马约翰除了在学校任教，还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他所创制的一套体操就深受民众欢迎，很多人就是通过这套体操健身健体。可以说马约翰的诸多举措，让无数民众的身体越来越棒。此外，马约翰还重视体育理论研究，并撰写了《体育的迁移价值》与我们对体育的应有认识》等文章。这些体育理论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发挥了积极影响，奠定了我国体育发展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马约翰大力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得到了各方赞誉。有了“新中国体育一面旗帜”的美誉。而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在他默默付出中得到了发展，为今日体育强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同样酷爱体育的教员（毛）更是称他为“全中国最健康的人”，此话不仅是对马约翰体育教学的肯定，也是对他强健体魄的真实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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