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闻立鹏有哪些故事？
闻立鹏先生，闻一多之子、有名油画家、著名画家、艺术家。这是一幅油画，画中的这个人是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1979年，画家闻立鹏创作出了这幅作品《红烛颂》，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从父亲遇害那天起，闻立鹏就立志要画一幅表现父亲的作品，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思念，可由于种种原因、整整三十多年之后、这一心愿才得以完成。《红烛》那个诗的意境、它的思想正是闻一多思想典型的反映，所以自己决定要画这个特别强烈、想把它反映出来。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7月15日、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演说《最后一次演讲》，在回家的路上、他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四十七岁。很困难，我们全家一下遭受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八口人里头当时在场的只有自己大哥闻立鹤当时受伤了，很重的伤啊、全身中了五枪，有九个洞、有一枪没打穿，把一条腿打断了，父亲当时就死了、他是受重伤了，自己母亲心脏病发作住院了。父亲的遇害，让十四岁的闻立鹏决心投奔解放区。但是自己走以前啊，自己不是说从小喜欢画画嘛，也就没有特别想到一定怎么样，反正是到西单商场、去临时买了一盒水彩、这么大的马头牌的水彩，十二个颜色、管挤的那种，自己一去当然他们都事先知道了，因为是通过地下党去的，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闻一多的儿子要来，一去当然大家都特别欢迎自己了，原来北方大学有一个美术系嘛、罗工柳先生是系主任，他们一商量，他父亲就是学画的、让他学画吧，再加上知道自己水彩可能说很爱好吧，就这么一盒小水彩、又偶然又必然的就决定了自己这一生的道路。一盒水彩显示出闻立鹏对美术的喜爱，而这一爱好却源于父亲闻一多对他的影响。因为自己父亲本身就是个画家，他也是诗人，他要诗化家庭，后来提出要艺术化我们的生活、要使生活变成艺术化，所以他让我们背诗、从小就要背诗。五个孩子除了最小那个太小之外，四个孩子围着他、他让我们背，背的好的他就奖励，背的不好的要给他捶腿。闻一多，著名的诗人、学者，抗战期间担任西南联大教授，他的诗歌《红烛》、《死水》、《七子之歌》等，对中国现代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他在书画、篆刻方面也有着很深的造诣。这种美，不知不觉就感受到一种熏陶、可以说是，他有一次刻好了一个图章，自己看着很满意了，他已经刻出来样子都看见了，他拿起那个刻刀来，故意把它刻破了，自己说好好的你干吗又刻破了呢，又把它刻成残破的，他说要残缺美，来启发我对美的认识吧，所以自己认为他是自己的真正的艺术上的启蒙、艺术和人生的引路人。在名师指点下，经过系统的学习，闻立鹏掌握了油画绘画技艺，也创作出了一些作品，但由于心怀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闻立鹏一直在寻找机会创作一幅纪念父亲的作品。除了对自己父亲这种行为表现很有感触之外呢，对这些被暗杀、被屠杀的这些烈士，就从心里有一种亲近感丶有一种很热爱、很崇敬他们的一种感情，自己当然就想、只要我能学成的话，我一定要画我父亲、一定要画这些烈士，要把他们表现出来。本科毕业的时候，那次开始画的就是闻一多，自己为了画闻一多呢，所以就要到云南，当时画了很多速写。自己父亲牺牲的地方啊、他演讲的地方、住过的地方，自己都画了水彩画、在素描上头。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闻立鹏不得不放下画笔返回学校，在路上闻立鹏偶然遇到了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就是这次偶遇、让闻立鹏为后来的创作找到了灵感。其实我们是同学、比我们大点就是了，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被捕就抓到中美合作所，就是那个集中营里、渣滓洞，跟江姐他们这些人都在一块儿过了一段时间。晚上自己就到他家去了，讲他那个经历，讲了当时江姐的故事、小萝卜头的故事、许云峰的故事等等，所以在自己心里就特别的震撼，也可以说特别激动，自己晚上回来睡不着觉。七个烈士他给自己讲的时候、自己就根据他的构思，把小萝卜头、老教授、江姐这些人不是画具体的、是画成这种类型的人、组织成七个人，在刑场上，最后去刑场周围有铁丝网。这个构思闻立鹏在心里酝酿了两年，1959年初、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庆典，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展览、准备创作一批画作，时任中央美院教授的罗工柳被指定负责筹备，闻立鹏被安排创作《血债》，于是他把这一构思用在了这幅画中，因为自己原来是画油画的，一般起草都是用素描起草、都是用线或者黑白的起草，自己当时就是为了效果吧，有一张皮纸、麻纸这类纸啊，用水墨来做稿子、效果特别容易出来。罗工柳来看稿子，一眼看中这个了，他说那你就按这张画，自己说我没学过国画，因为我们虽然是选修、也听过课，也选修一点，但是跟学那还是不一样。他说你不用害怕，你就画，只要能画出这种效果来、你就成功了。闻立鹏的水墨画《血债》由于笔法稚嫩，没有入选后来革命博物馆的展览，但这次实践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1962年，闻立鹏为油画研修班准备毕业作品、来到黄山采风。有一天走到立马峰前头，它黄山有很多山峰，有一个峰叫立马峰，就像一匹马立起来站着那个样子。那个山峰特点是什么，一整块石头，它不像其它山都碎了裂了、好多这么出来，它就一块石头出来变成一个山峰，所以气势特别好，那个给自己启发了，所以自己一下就把这个《血债》就按这个山峰把它压缩过来了，《血债》原来是横着一个构图，这张自己把这七个人，原来七个很分散的、这么七个人，把他们全集中变成一个了。这幅作品就是油画《国际歌》，这幅油画不拘泥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描绘，在表现手法上更注重形式的表达。自己吸收中国敦煌艺术特色、就北魏风格的画，自己特别喜欢就把它吸收了，色彩上从那儿得到灵感，形式上从黄山得到灵感，加上自己第一次画《血债》那个基础、就画成这张画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描绘革命斗争的作品是这一时期中国油画创作的主要特征，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王式廓的《血衣》、靳之林的《南泥湾》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油画《国际歌》的创作完成之后不久、一场政治风暴又席卷全中国，整整十年闻立鹏与画笔断了缘份。种种磨难并没有让闻立鹏放弃，反而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这个艺术上说，还真是帮自己的忙了，自己画这个《国际歌》的时候，也是要深入生活，自己当时也参观很多监狱，到南京的监狱、上海的监狱、南京雨花台自己都去访问过，很多老工人坐过监狱自己也访问过，所以自己为了增加我对烈士的感情嘛，所以去了解情况、画这些画，但是没有亲身体验、到底还是不一样，怎么坐监狱、什么味，体会不出来，这回真体会到了。一阵春风吹散了漫天阴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得人心，闻立鹏终于有机会继续他的创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这时的闻立鹏对父亲闻一多的理解更深了一层。他的最好的朋友、他们都说是战友、就是吴晗，历史学家吴晗，在解放以前、山版了一本《闻一多的道路》，一本小书，他写的前言、写的序，他怎么评价闻一多呢，他说闻一多一生在追求美、不只是形式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早年搞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有变化，目标却从来没有变，这是1947年说的话，自己认为他这个说的非常对，他把真正的人定义是一种美、真正有价的生命是一种美，他要追求这个东西，所以自己觉得这个是闻一多可贵的本质、在这儿。如何把这种精神在油画中体现出来呢，闻立鹏重新研读了父亲的作品。一首诗歌《红烛》让闻立鹏感受尤为深刻。《红烛》这个思想就是他整个思想的体现，宁愿自己把它烧光了，但是也要放出光芒来，生命价值在这儿，生命价值不是光点着就是生命啊，生命能够点着发光，给社会给其他人好处。《红烛》只是闻立鹏最初的创意灵感来源，但是让他坚定用《红烛》来表现父亲精神的却与电影演员赵丹和黄宗英有关。赵丹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他饰演的林则徐、许云峰等形象深入人心。七十年代末，他和同为电影演员的妻子黄宗英为了筹拍一部关于闻一多的作品找到了闻立鹏。他就特别想演闻一多，我现在决定要写闻一多的名字应该叫“红烛”，这说明他看出来对闻一多评价的本质是红烛精神，那么他就想用这个红烛意向来表现这个电影，跟自己想的完全一致，所以自己特别高兴，自己就更肯定，好、就得用这个形象来画了。创意和表现形式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诗歌《红烛》的意境转换成绘画语言呢。这时候为了画这些，我们学校组织大家分组下乡，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找素材，正好自己到了青海，青海当时生活条件比内地当然就差一些了，特别物质条件、产品的质量也都弱下去，他那儿做的蜡烛倒是很粗、这么粗，但是熔点特别低、一点它就化了，很快就往下流油，而且经常停电他们那儿，一支加一支、一支加一支这么用，结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造型，一支蜡烛旁边流着油啊、流到桌子角上都流下来了，这个形象自己一下就看上了，自己说这就是它的绘画意向，所以自己就马上想好了，就用它这个形象，跟闻一多最喜欢的照片，这次到青海回来我们又到敦煌去了，自己又去临摹了一大批东西，把那个红的感觉整个用在色彩上头，完了自己想像红烛不是一个，红烛它这个灭了其它着起来了，这样变成一片。有了明确的想法后，接下来闻立鹏开始为这幅画选择贴切的表现形式。自己也特别喜欢石刻，因为石刻是用刀子刻出来的，劈出来、刻出来的，它就特别硬、特别钢（刚）硬那种感觉，跟自己刚刚说那个崇高壮美的要求一样，所以把这个画表现出一种石刻的感觉、增加它那种坚硬的那种意味。1979年，油画《红烛颂》创作完成，在父亲去世三十多年后、闻立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到过很多他的纪念活动，从一周年开始后来每周年都有活动，后来到当时最近、后来又搞了研究会等等，但是我亲自用我的画笔把它画出来的一张画，当然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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