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疼他十几年，他疼我一辈子！”——华商黄进益的故事
顽皮聪明的孩子儿时的黄进益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有两条：一是顽皮好动；二是聪明爱动脑子。
黄进益一家人在丹戎班兰，住的地方离建新学校不远。父亲黄天铸那时候给别人的店铺做「簿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会计。因为祖父的培养，父亲也颇有文化，会写文章，写得一笔好字，又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一共有五个东家请他做账房先生，每天都非常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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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勿里洞小城丹戎班兰街景。
对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黄进益的大姐黄良温接受我们采访时回忆说：
那时候祖父祖母还在，父母亲加上我和两个弟弟，全家一共七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人赚钱养家，虽然有些吃力，但如果精打细算也可以过得去。可是母亲很要强，她也要做生意赚钱，她很能干，经常坐船跑到邦加岛的槟港、苏门答腊的棉兰，甚至是爪哇岛的大城市雅加达去进货，采购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回来，卖给勿里洞的商家。
父亲工作忙，母亲经常跑来跑去，祖父祖母又已年迈，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操持家务、照顾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
在大姐眼里，大弟弟进成从小就性格内向、温顺听话，安安静静的，但不够机灵，多少有些木讷。可是小弟弟进益却完全相反，活泼好动，一两岁时刚会走路，就显得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从早晨一睁开眼，就手舞足蹈、活蹦乱跳，到处乱闯。小进益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喜欢用手摸一摸，或者一把抓到眼前反来复去看个不停。
负责照看他的姐姐，因为生怕小弟摔倒碰破了哪里，只好像是被上足了发条，老得一刻不离地跟着他，左拾右捡，上呵下护，常常是使出所有的精力竟不能应付这样一个小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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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里洞岛上的华人民居。
长到了七八岁，黄进益整天在外面奔跑嬉戏，有时玩得高兴甚至忘了回家，要等姐姐做好饭后出门四处找他，听到姐姐的呼唤才突然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一群七八岁、八九岁，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凑在一起，不整点恶作剧，相互捉弄一下就好像不快活，如此一来，吵骂打架，动动拳脚便在所难免。
黄进益小时候个头不高，打起架来，即使遇到比他高、比他大的孩子，他也一点不在乎。每每瞪圆了眼睛，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和对手纠缠撕扯，横冲直撞，很有股子蛮劲。
长姐比母
黄进益每天一大早出门与小伙伴们玩耍，前几个小时都是又说又笑，又跑又叫，好不开心。不知为什么，孩子们相互间的打斗，往往发生在中午快要吃饭时候，这给正在家里做饭的大姐黄良温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好多次都是我正在炉子上炒菜，就有小孩子跑来报告，良温大姐，良温大姐，快去看吧！进益又和谁谁打架了。哎呀！菜刚炒到半生不熟，我只好赶快把炒菜锅从火上端下来，跑去劝架，把我弟弟拉回来。呵呵！刚才炒到一半的菜早都凉掉了，再放到火上重新炒也不好吃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长兄如父，长姐比母」，对于比自己整整小10岁的小弟进益，大姐良温在他身上可谓用尽心力，象母亲一样给予他无私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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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勿里洞岛的民间舞蹈。
黄良温人如其名，心地善良，性格温厚，帮着父母把两个弟弟一手带大，在黄进益艰辛清苦的少年岁月，良温大姐使他留下许多温暖而美好的回忆。妈妈外出的日子，就由姐姐当家，小进益如果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想吃什么，总是趁这个时候向姐姐伸手要钱，而无论手头是否宽裕，姐姐从来没有让弟弟失望过。
黄进益从姐姐那儿要了一点钱，通常会叫上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跑到附近的咖啡店，买一盘熏香蕉干或者几块“安汶糕”。他很大方地请客，来！几个人一起。更多时候是买几枝用刨冰屑压制而成的“贯咚”（雪条）一同分享，这都是邦加、勿里洞小孩子最喜欢的特色小吃。
除此之外，不管弟弟如何调皮，在外惹了什么祸，闻讯赶来的姐姐从来不会骂他、打他，总是牵着他的小手静静地回家。
黄良温很喜欢这个顽皮而又聪明的弟弟，一生为他感到骄傲。如今黄良温大姐已经80多岁了，在我们面前，每当说起弟弟仍是一脸的自豪，并且爱用「黄先生」来称呼弟弟：
那时候我母亲从外面进了货回来，黄先生——就是我的小弟弟，到了晚上便很懂事地帮着妈妈把那些香菇、白糖呀、咖啡豆啊！用纸一包包地包好，第二天又会主动提着篮子到处送货，替妈妈把东西卖出去。他很聪明，也很有经商的头脑，小小年纪就自己想办法去赚钱，遇到有的客户比较穷一点，对他说，你的货好是好，可是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黄先生马上会很爽快地说，没钱没关系，东西你先拿去，等有了钱再还给我好了。当时他还不满10岁，可是已经敢给顾客赊帐了，你看多么有魄力！
在姐姐心目中，小弟黄进益不仅仅是聪明、调皮，很早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对于父母家人，黄进益知恩图报，终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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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里洞观音山牌坊，保留着浓郁的中华文化特色。
父亲因何抽大烟？
他的父亲黄天铸，家学渊源又从小用功，在丹榕班兰华人圈子里算是饱学之士。但一个人书读多了，就容易多愁善感，情绪变得脆弱。
黄天铸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于家乡金门的一切自然念念不忘。后来跟随父母离乡背井远赴南洋，本渴望搏一个光辉前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是在他最年富力强、心智成熟的中年时代，在南洋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乱世纷扰、山河破碎的世道。
如今家国万里，他在异邦打拼，却觉得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只能替别人管管账目来养家糊口。于是黄天铸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苦闷太久，就企图麻痹自己得以解脱，便又不知不觉沾染了抽鸦片的嗜好，在他们那一辈老华侨当中，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的人，不幸有了这种嗜好，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他工作还算勤勉，但家业肯定再也无法在他手上兴旺起来。
黄进益当然不赞成父亲抽大烟，他从小便立志将来无论成功与否，都要过健康积极的日子。即使他后来成为亿万富翁，其个人的爱好除了文体活动之外，在生活中向来只吃简单的饭菜，喝凉白水，与烟酒茶这三样大部分男人喜欢的东西一概无缘。
尽管如此，黄进益对于父亲却有着深刻的理解，懂得父亲敏感善良而又无奈的文化人的内心世界，他很孝顺父亲，不忍剥夺老人的那点嗜好。父亲后来自己不能赚钱了，黄进益当年在外做工挣钱，就是再苦再累，也一定会省吃俭用买点烟土给父亲捎回去，每个月、每个月从未断过，直到父亲在79岁高龄那年安然辞世。
“我疼他十几年，他疼我一辈子！”
而对于把自己一手带大的姐姐良温，黄进益长大后为之所付出的延锦不绝的回报，洋溢着更多暖心贴肺的亲情。他18岁离开勿里洞只身前往雅加达谋生时，姐姐已经出嫁有了孩子。他第一次回乡过年时，就把自己赚的那点薪水倾囊而出，为姐姐一家人买了礼物千里迢迢地背回去。
当他自己开公司刚刚有了一点效益，便马上把姐夫请来安排一份工作，后来又把姐姐一家接到雅加达，为她买房子，先是买了一座小一点的，然后又买了更大更好的房子送给姐姐的家人住。
姐姐一共生了4男4女8个孩子，黄进益这个当舅舅的，无一例外负担了孩子们的上学费用，有的外甥去国外留学，也是黄进益出钱资助的。姐姐晚年生病，心脏要做手本，黄进益把她送到新加坡最好的医院治疗，使其安然康复。
采访中，质朴温和的大姐黄良温对我们感叹说：“黄先生小时候，我只疼他十几年，可是他一直疼我一辈子！有这样的弟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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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黄进益（左四）在公司办公室接待台湾朋友。
在勿里洞帮着妈妈外出做小生意的那段时间，黄进益喜欢跑到市郊更远的地方送货。在丹榕班兰郊外，也有荷兰人开办的锡矿公司，日军占领时期便被日本人完全掌控，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锡矿又被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当局接管，直到1950年代印尼真正独立，邦加、勿里洞的锡矿才收回国有。
黄进益记得，锡矿公司有很多华人矿工，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他们按老一辈的习惯，称自己的祖国为「唐山」，由于做的是采掘锡砂的苦工，当地有人叫他们是「唐山来的巴力乡」，这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黄进益从来不这样叫，而是尊称这些矿工为「唐山阿伯」或「唐山阿叔」。他虽然出生在印尼，但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的老家在中国，父母也是从唐山来的，所以每次见到这些来自唐山的华人矿工，就情不自禁生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单身的矿工们多集中在一排排长长的平房里住宿，这类平房被人称作「长工寮」。黄进益也常去「长工寮」玩耍，看唐山阿伯、阿叔打功夫、练中国武术，下「马走日、炮翻山」的中国象棋，以及观赏他们玩变戏法之类的娱乐活动。
光阴荏苒，18年过去，少年黄进益沐浴着勿里洞的椰风海韵与自由纯真，在此书写了的人生这部书的第一个章节。
这期间，令他毕生难忘的，还有他在建新学校上学读书的日子。（未完待续）
本文封面图片选自丰子恺先生漫画 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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