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琦有哪些故事？
王琦先生，中国木刻版画家、被尊为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有名版画艺术家、美术理论家、版画巨匠。如果单单从外貌和言谈上看，恐怕很多人都难以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已经有九十五岁高龄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位老人拿着刻刀、在木板上刻出了数百幅版画，其中《晚归》、《古墙老藤》、《古榕道上》等几幅作品曾经先后被三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家的作品自己最多了，一共有二十几幅，现在当时他们还准备在明年专门给自己开一个展览。
《古墙老藤》是王琦在1988年创作的一幅黑白木刻版画。展览的次数最多，而且这幅作品在市场上买的人也很多，这幅作品是自己在中山公园的一幅写生画，由写生来的。吴冠中对这幅作品推崇得不得了，第一次发表在《文艺报》，有一次碰到吴冠中了，吴冠中说老兄这幅作品好，因为吴冠中也画了一幅古墙、没有老藤、叫《老墙》，《古墙老藤》这幅作品我认为表现老藤苍劲有力。王琦说，生命是畏惧苍老的，但是苍老却又意味着久经沧桑、成熟内敛，而在我们看来、在白与黑的线条里，王琦刀下的古墙和老藤仿佛是对他几十年来木刻版画生涯的一种自勉。版画还是黑白为正宗，也是鲁迅研究的主张，套色当然也可以搞，但是它套色还有油画、还有水彩，但是黑白就没有木刻这么深了，也有道理。你在黑白两种颜色上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变化是靠你的本领。木刻版画是先在木板上用刀刻出反向的图像，然后再印在纸上欣赏的一种绘画艺术，唐朝咸通九年、《金刚般若经》上的扉页插图《祗树给孤独园》被视为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明清时期我国的版画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不过、早期的中国版画在画、刻、印这三道工序上往往分别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所以刻者只是按照画稿刻板、这样制作出来的版画称复制版画。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先生把国外的创作版画介绍到中国并加以提倡，创作版画的画、刻工序都由画家一人完成，这样一来版画家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性。那时候鲁迅就借这个机会办一个版画的学习班，学员有十三个人，来教怎样刻木刻，中国版画的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谈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就是从1931年鲁迅开办这个木刻讲习班开始，鲁迅组织版画展览，给很多木刻家培训，指导木刻家怎么创作，怎么注意思想内容、注意表现的形式，所以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版画的创建者、又是指导导师。
有张照片就是鲁迅在1931年和木刻讲习班上所有师生的合影，也正是从那时起，在鲁迅的倡导下，创作版画开始在中国出现了。1933年，自己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自己在重庆，良友书店在重庆开了一个分店，那个橱窗里面就陈列了一些图画的书籍，自己当时就看见有四本版画、连环木刻，所以鲁迅、叶灵凤、赵家璧、郁达夫他们四个人写的序，这是自己接触版画的开始，那时候自己对这个木刻特别爱好，自己觉得为什么这两种颜色能够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内容。光影的黑白对比，让王琦对木刻版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王琦真正开始接触版画还是在1937年，那一年七七事变爆发，王琦刚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看到祖国正在经受危难、他决心投身革命。那时延安是全国抗日救亡的革命圣地，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更是很多爱好文学、艺术的热血青年所向往的地方。冼星海、时乐濛、何其芳、于蓝等人都曾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员。1938年，王琦来到延安，他和彦涵、罗工柳、陈铁耕等人一起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第二期学员。鲁艺的美术系实际上就是木刻系，没有油画系、没有国画系，没有材料啊，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困难，油画颜料也没有、国画颜料也没有，只有木刻方便，一把刀、一块木版。为什么版画在抗战时期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它的工具材料比较简单，而且一般的媒体报刊、杂志都希望用版画，那时候制一块锌版很贵啊，但是木版可以用木刻原版就可以上机器印刷。我们当时刻的木刻，到现在都不在了，为什么、你刻一块版、这个版子就要送到印刷厂去，印刷厂一印就是几千份。印了之后这个版子没有什么用了。正如鲁迅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版画在内容上密切联系社会现实，所以这种艺术形式很快就成为战时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没有八年抗战的话，可能自己就不是个搞版画的，也许搞油画去了，八年抗战自己就搞了八年的版画，而且后来觉得搞版画很好，这里面大有可为，这个天地很宽啊。
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王琦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到重庆，继续投身抗战。然而此时的重庆已经满目疮痍，在日军狂轰滥炸的重压之下，王琦很快就创作出了他的第一幅正式木刻版画作品《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那时候表现游击队的题材很多，我们在敌后方啊听见的游击队的故事也很多，第一次表现游击队。这部作品还是自己想像的，回到重庆以后1939年刻出来的，刻出来之后，自己就投稿投到《新华日报》去，这个《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坚知道自己是延安来的，就对他那个美术组的组长，叫黄铸夫也是个木刻家，从延安来了一个美术青年叫王琦，以后多跟他联系。黄铸夫就写了封信给自己，你的作品我收到了，决定刊用，希望你以后经常绘出杰作。从此之后，很多报社的编辑都找到王琦，希望王琦能够为他们的刊物作画。一般以报道战斗为主的刊物啊需要木刻的量就更多了，《战斗美术》一共出了十期，我们为了刊物、为了其它的报纸，像《新华日报》都需要木刻，还有赵望云编的《抗战画刊》，刊物也好、报纸也好，都希望要木刻，所以那时候自己在重庆就是完全的每天刻都应付不了这么多。自从王琦回到重庆，他手中的刻刀就没有停下过，自从1938年2月开始，日本就对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在这期间无数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无数国民死于非难，王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作为一名艺术家他义不容辞地要用手中的刻刀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啊一般是两个题材，一个就是表现抗战、自己也没在前方，不像李桦在第几战区，李桦他可以到战区里面去，我们在后方，后方经常受到日本的轰炸，所以自己就一方面做抗战的题材、就是表现轰炸的。重庆的大轰炸是1939年5月3号、5月4号，“五三”、“五四”大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有三个城市受轰炸最惨烈的，一个是英国的考文垂、一个是德国的柏林，再一个就是中国的重庆，这三个地方是轰炸最厉害的，几乎成一片废墟了，你们后来看见表现重庆的大轰炸的电影，就看得出来了，但是现在的电影没有表现当时的十分之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是对于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王琦至今记忆犹新。最危险的一次啊，就是自己住在城外一个防空洞，我们在防空洞里面，外面啪一声炸弹炸得都震动了，后来出来一看三层楼深，炸了三层楼深，那个石头一飞下去、石头落下来，从自己住的地方落下来，把房子顶炸烂，炸弹落到自己住的那个地方，我们住在上清路215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八路军公馆办事处。《野蛮的屠杀》是王琦在1940年创作的一幅木刻版画作品，画中所表现的就是重庆大轰炸的场景。王琦还记得当时为了避免伤亡，每次日军的飞机来袭之前，重庆上空都会发出预警、提醒百姓们注意。当时大家十分地关心就是整天看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啊，那时候净挂红球，挂一个红球就是预先警报，那时候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多半是由武汉起飞，因为武汉给日本人占了，日本飞机过了宜昌、我们就挂第一个红球，然后日本飞机过了万县、就挂第二个红球、这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大家都要进防空洞，那时候只要一看见挂红球，市民就紧张了，除了挂红球之外还有防空警报，呜呜呜、这样放警报。那会儿解除警报也要放警报器，有三个，预先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大家听见解除警报了，就出来了。这幅创作于1940年的《警报解除以后》被王琦称作《野蛮的屠杀》的姐妹篇。这幅作品的木刻版已经在战争年代遗失，如今的存世作品仅有两件。警报解除以后，大家一下子走出来，心里没那么紧张了啊，归置的东西都提出来啊，警报解除以后大家都回家了就这样的，就表现这些老百姓啊又躲过一关了，今天又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大家脸上甜甜笑容的样子。
在王琦从鲁迅艺术学院回到重庆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跃马杀敌》、《敌机去后》、《买平价米归来》、《冬天的防空洞》等数十幅木刻版画作品。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近万名新四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皖南事变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立刻充满了一片声讨指责之声，很多文化界人士也纷纷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抗议国民党政府外辱当前同室操戈的卑鄙行径，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政府开始疯狂地迫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王琦因为创作了一大批揭露时局黑暗向往光明的作品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了黑名单。那是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政府的机关看见了，我们也有人、要不然的话国民党政府的行动我们怎么知道啊，国民党政府对版画家压制、迫害，很多版画家就进监牢了，有很多就被国民党政府抓了、抓版画家，他们认为版画木刻就是革命，木刻就是革命艺术的代表。
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对王琦进行了严密监视，但是尽管如此，王琦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反而又创作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颠沛流离的作品。他用版画的形式宣泄着压抑在人们心中的痛苦和渴望。1943年，王琦创作的木刻版画《候水》就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停水时大家排队挑水的生活场景。这个《候水》啊，是当时重庆最典型的一个现象、抗战时期特有的现象，因为抗战时期停电、一停电水就没有了，所以一停电水房工作人员就说，现在要停电、停水了，大家就排起长队、挑水。你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水了，自来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排长队的现象是大后方重庆抗战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多外国的记者来都要拍这个镜头，当时自己就刻了这么一幅作品。
在这本1948年出版的名为《前进》的英国杂志上，一名英国美术评论家在谈论当时中国美术的文章里，将王琦的《候水》作为刊头引用，以作为中国版画反映现实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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