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崔愷有哪些故事？
崔愷老师，建筑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中国当代有名建筑师、有名建筑学家、建筑大师。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坐标，它不仅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历史，也展现着城市独特的气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北京每隔十年都会评选一次“城市当代十大建筑”，其中1999年获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大楼、与2009年获奖的首都博物馆都是由同一位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些建筑的时候，我们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做研究，就是并不是急于马上把方案做出来、而是要收集有关这个地段的所有的线索，不光要踏勘地形、拍照，还要去找历史的资料，还要找大范围的这个地区的原来的历史上的一些发展的脉络，可能还要一些实地的深入地考察，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去对这个场地进行研究。
1987年，年仅三十岁的崔愷在西安凯悦酒店的设计方案竞标中脱颖而出，这是崔愷入行后、最重要一个设计项目。虽然初战告捷，但是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僵局。那自己的方案被选中，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个建筑造型、还包括里面的大的功能布局，可是真深入做了、我们自己当时都没有见过什么高档的酒店，更甭说五星级的，我们也并不清楚这个酒店和酒店之间又有些什么差别。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建筑也悄然发生着变化，1982年、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为北京设计了香山饭店；1983年我国著名设计师莫伯治在广州设计了白天鹅宾馆。这一南一北两座建筑打破了当时中国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让大家眼前一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国际高档酒店纷纷准备入驻中国。对于年轻的崔愷来说，这次虽然竞标成功、可自己从来没有住过高级酒店、对酒店的细节该怎么设计更是一头雾水。为了增长见识，他特地来到了酒店林立的香港。一家挨着一家，从港岛到九龙、尖沙咀，走了那么多酒店、这使自己大开眼界。什么叫酒店，功能上怎么组成，前台怎么做啊，贵宾区跟普通的客人来有些什么区别，包括还要去参观那些比方说健身中心、SPA，这以前完全听都没听说过的，所以那一次工程设计是让自己终生受益，自己觉得学了大量的东西。这次香港之行让崔愷收获颇丰，不过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香港凯悦酒店见到的一个细节。我们去参观凯悦酒店，然后设计总监就跟自己说，你看我们的酒店的前台啊跟一般酒店不一样，一般酒店这个前台是一个长长的大柜台，然后客人就站在那儿跟酒店的服务员说话，然后办事无论是结账也好、还是登记也好。可是凯悦他说我们要求呢前台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就是一个人站在柜台的后面、为一个人服务，他觉得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的对话，所以他在设计上要有这样一种形式。这个当时给自己印象很深，自己才知道这样的一些设计的想法来源于对客人的尊重，自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设计的理念，让自己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思路实际上完全是可以让我们想到建筑是在设计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表现出对人的一种尊重。
通过对细节的精心设计，建筑设计师让冰冷的建筑体现出温暖的人情味，让建筑体现出人文关怀成了崔愷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最大的收获。1992年，酒店建成，当年就成了古城西安的标志性建筑，然而这次设计在崔愷心里却留下了一个遗憾。怎么样在这个新的建筑当中去保持原来的城市记忆，自己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虽然拿到了这样一个规划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表现出对历史、对这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尊重。当时因为经验不足，崔愷在设计西安凯悦酒店时没能充分考虑建筑与古城西安的联系。十五年后，崔愷接到了一个项目，北京德胜门箭楼附近小区的改造工程，这一次、崔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清代北京城的地图。当时我们找来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然后看到我们这一块儿，实际上那一块儿当时的老图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宅院，但是到了近代，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非常破碎的一些小院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历史上的形态也是在逐渐地演变当中。北京德胜门始建于1437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改造的小区与德胜门只有一街之隔，如何让这片小区既能体现现代建筑风格、又保存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成了建筑设计的难点。在一次讨论中，崔愷突然想起了自己儿时的记忆。北京的城市空间逻辑是什么，自己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如果是早晨去上学，自己一定是从家里面出来经过院子，然后穿过门口，然后到了胡同然后到了大街，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北京的建筑原来不是像西方的建筑、也不像今天大部分建筑那样，就是大门直接对着街，它实际上是在院子里头，院门又不是对着大街、而是对着胡同。所以自己把这样的一个逻辑呢放到自己的设计当中。理清了思路，崔愷借鉴老北京建筑的这种特点，首先用几条胡同把各个建筑分开，然后每一栋建筑的入口前都设计一个别致的小庭院，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空间。穿梭胡同、出入小院的设计唤醒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这组建筑不仅赢得了业主的喜爱，也为中国城市的旧城改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77年冬天，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二十岁的崔愷正是其中的一员。自己实际上当时在农村插队，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报什么专业，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地这个有个准主意，最后走到这个建筑这行，实际上多少也有点儿跟自己父亲的工作有些关系，因为自己父亲是在设计院，虽然他不是建筑师、他是工程师，但是他对建筑比较了解，所以比较早就知道建筑师是需要绘画基础，而自己从小就喜欢绘画，所以高考的时候，后来自己报了建筑，最后也就考上了进入天津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虽然教学条件非常简陋，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热情。我们上学的时候，大量的专业教科书都是老师的手抄本，还有很多的图片、老师都是用钢笔把它画下来，然后做影印最后发给我们。因为经过文革以后，重新又走上讲台，这些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特别热情、也特别认真地来教，我们就是一门心思想把作业做好，自己今天想想有点像修炼的感觉，就是你一定要有某种毅力，就是晚上只是睡个觉，一天到晚都不出门，就是专门趴在图表上认真真画。刻苦地学习，为崔愷日后的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5年崔愷遇到了设计生涯的又一个挑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研社设计办公大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掀起了一阵“英语热″，成立于1979年的外研社因为先后出版了《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等畅销书籍而名声大振。这是崔愷第一次为外研社这样的学术出版机构设计建筑，有人建议他不妨借鉴当时建筑界流行的风格进行设计。90年代的时候，当时北京有一个口号，叫“夺回古都风貌″，当时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建筑政府都要求有一个中国形式的一个诠释，要不然盖大屋顶、要不然琉璃瓦、小檐口，那么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北京的建筑实际上应该说进入了某一种折中主义的时代。中式的屋顶加上西式的建筑主体，成了当时建筑界流行的一种组合，北京西客站与新东安市场正是这个时期建筑的代表。崔愷在设计外研社办公楼时，决定打破这种设计理念，用建筑造型与空间语言来表现外研社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功能特点。实际上因为它是处在一个大学里面，所以自己也特别重视文化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建筑，而这个外研社它本身的功能又是衔接西方和东方，如何用建筑的文化语言去表现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想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东方的系统，就是如何利用刚才说的空间的语言还有包括一些窗格、包括一些建筑的一些细部；而西方的语言用一些拱券、用一些局部的一些注释来表达西方，这两个要把它能放在一起、又显得和谐，一定是比较抽象的。从正面看建成的外研社大楼，南北立面平和；而东西立面展现出强烈的个性。首层斜向轴线大厅形成巨大的三角立面，崔愷大胆地使用空间语音、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建筑主体完成后，崔愷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为了找到与外研社造型搭配的外墙材料，他试遍了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材料，却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组合。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差，跟当时的社长一起出差、到南方，在宜兴路边上看到堆得很多的这种面砖，是一种很粗糙的一种手工的制品。这种陶土砖，早年在老上海的租界建筑当中用过很多次，它当时叫泰山砖，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这个材料要用手工制作，所以这个厂就从上海就挪到了宜兴，就变成一个乡镇企业来做的材料，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材料以后，很喜欢。我们发现这种材料很有意思，它既跟中国的比方说故宫的红墙有某一种联系，但是它的基理、它的那种粗糙的感觉又像西方的那种很有历史感的老建筑，所以在这两个之间我们选择这个是恰恰有一点文化、某一种沉淀的感觉。崔愷立刻与这家企业签订了订购合同，1997年当这座造型新颖的建筑完工之后，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但是自己心里头还多少有点捏把汗，因为当时在国内尤其在北京、大家在用材上还是比较保守的。大量的还是这种浅白色的、浅灰色的，当第一扇窗子装上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特别地喜欢，而且当阳光照在墙面上的时候漂亮极了，那天自己记得我们在楼顶上、大家特别高兴，大家都放心了，这个建筑选用这个材料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吧。
外研社大楼建成后，一炮走红，就连崔愷选用的这种外墙砖都有了自己标志性的名字“外研砖”。1999年，外研社大楼被评为北京十大建筑，然而最让崔愷欣慰的是自己设计的建筑能得到老百姓的喜欢。竣工以后、那两年，有一次自己打车去外研社、跟业主开个会，结果自己就说我要去外研社，他说外研社在哪儿，自己说就是西三环的红楼。那没问题，然后自己就路上跟他说，自己说这楼是我设计的。啊，你设计的，行了、我就不要你钱了。那个司机说我是特别喜欢，他说我经常走在这条路上，我特别喜欢这个建筑。他说我今天能见着这个设计师，肯定不能收你钱。让自己感觉当老百姓喜欢你作品的时候，对于设计者是莫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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