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上等风水，不是谦虚，不是教养，而是对人生的态度
有书君说在民国大师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
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甚至没有系统地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
然而他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开设了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孔子哲学和孔家思想史等课程和专题研究。
在当时，学习“西化”还是保留“国粹”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继承传统文化的阵营，并放言：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的主导。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梁漱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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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一年，即1893年，梁漱溟诞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
梁氏的先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五子忽哥赤，当时被封为梁王。
几代沉浮后，显赫的门楣早已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有“梁”这个姓。
虽然门庭萧条，但是梁漱溟祖上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也算“世代诗书礼仪之家”。
不过从曾祖父起，家道中落，梁家的日子便过得非常艰难。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27岁考中举人，是清朝一个不大的官。
梁济秉性笃实，思想敏锐，亦有一腔热血，一身侠骨。
他对当时中国饱受各国列强欺凌，感到十分痛苦。
对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非常钦佩和仰慕，把救国大任寄希望于变革。
因为梁济非常赞成变法维新中的停科举、废八股，学习西方有用知识等主张。
所以，梁漱溟的启蒙教育，并没有一板一眼苦读四书五经，而是涵盖了中西文化。
而且，在梁漱溟的成长中，父亲从未过多干预他学习，只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形成认知。
平时嘱咐最多的，无非是小心着凉、注意饮食之类的养生之道。
在梁漱溟十四、五岁时，已经有一定的思想见解，对时政和身边的事物常常发表自己的看法。
父亲认为好的，便加以鼓励，他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梁漱溟知道自己不同意，却从不干涉。
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至深，从小便在他心里刻下了爱国、求知、独立思考的烙印。
二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许多文人志士急切地想要找一条救国的出路。
主张维新的思潮，不断冲击着旧的体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漱溟从小萌生出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鄙视那些世俗中求衣食、谋利禄的生活。
而且，他还意识到，一个人缺乏眼光见识是不行的，必须力争上游，有一颗“务实”、向上的心。
和父亲一样，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所误。
所以，在中学时，除了应付课业，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自学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宋明理学，以及从梁启超主编的报刊杂志中学习新思想和学说。
虽然中学过后，梁漱溟再没有继续深造，但是在孜孜不倦的自学中，他已经积淀了厚重的学识。
对此，他说：
“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
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能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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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九岁时，梁漱溟沉湎于佛学，认为佛家的出世最合心意。
他吃素，不婚，勤学佛典，立志学佛。
然而，冥冥中似有安排，他终将无法做到超然世外。
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关于佛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
在蔡元培看来，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正好可以补充北大教学的多元化。
在蔡元培的力邀下，梁漱溟担任了北大印度哲学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北大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想，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这对于研究东方古哲学的梁漱溟来说，无疑是激烈的冲击。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组织演讲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发表意见。
做为研究佛学、讲佛学的教授，梁漱溟应邀做了一场题为“宗教问题”的演讲，同时解答反对观点。
那场演讲从早晨持续到日暮西山，整整持续了一天。
操场上千听众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原定的另一位教授不得不取消演讲。
在演讲时，梁漱溟曾听到有学生对旁边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对于这种质疑，梁漱溟觉得无可厚非，反而认为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更有利于学术发展。
在梁漱溟看来，思想或道理，原本就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人之所以进步，恰恰是因为他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答。
他常常给学生讲：
“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对于东西方文化到底哪个更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详细进行阐述。
在书中，他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置于同一坐标下进行考察。
不仅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哲学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印度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对“五四”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
最后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论述，梁漱溟得出结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的主导，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也奠定了梁漱溟儒学大师的地位。
在当时，学习“西化”还是保留“国粹”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梁漱溟的继承文化传统、开拓传统文化新境界的观点，犹如混沌中照进一缕阳光，点亮了很多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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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梁漱溟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0年，他和张君劢等人发起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破裂。
为了让言论不受国民党控制，民盟决定在香港办报，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
1941年，梁漱溟只身一人来到香港，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
筹备期间，有人利用关系要给报社塞进一个“副经理”，当时人员已齐备，而且报社经费十分紧张，梁漱溟断然拒绝。
那人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甚至说，如果不答应，就不再把他当作盟友，而是敌人。
梁漱溟身处异地，这样的威胁细思极恐，然而他毫不为之所动。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自然也不高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
当民盟的《光明报》刊发政治言论时，旅港的参政员，以及在港的国民党元老，都被授意劝说梁漱溟回到重庆。
对此，梁漱溟一一“辞谢”。
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
杜月笙请梁漱溟喝茶、吃饭，各种威逼利诱，终没有达到目的。
直到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才返回内地。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悲愤发表言论：
“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
假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国人。”
他又说：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
在梁漱溟的号召下，民盟强烈要求调查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的死因。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调查此案。
直到一个月后，迫于舆论压力，才勉强同意民盟自己派人调查。
在梁漱溟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赴昆明查访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特务在密切监视，百般暗中阻挠。
最后他们还是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先生。
梁漱溟后来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梁漱溟像个“不识实务”的斗士，以命相搏，寻求正义和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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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过：“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
他认为对的事情，便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百折不回。
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无论对谁，都直言不讳。
1953年，他因为跟当时领导人对当下形势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批叛孔子，否定当时文化革命的人。
后来年过八十的梁漱溟接受批斗，被问有什么想法。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一个人，你什么都可以夺掉我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我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文人的风骨，尽显无遗。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他曾说过：
“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
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
如果不想干，干脆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态度：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一个人的上等风水，不是谦虚，不是教养，而是对人生的态度。
积极还是消极，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活态度。 我看到了文人的风骨，安能俯首弯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大师千古！其傲人之风骨终将光耀人间！[祈祷][祈祷][祈祷] 一个人最大的风水，不止是教养，人品，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态度！ 这不是文人风骨，是不懂政治的偏执。 大师总归是大师！但政治还是政治，到底也只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清流！ 转发了 文人风骨 没写出真实历史和人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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