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科举|13: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未必知道他还是学霸诗人
大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科题名榜,是科举史上的名榜之一,被后人称为“宰执榜”。所谓“宰”,自然是指宰相。所谓“执”,指副宰相级高官参知政事。宋代的参知政事,简称为 “执政”。称本榜为“宰执榜”,是因为录取人员中,出现了多位担任过宰相、参知政事职务的名人。先来看看本榜部分上榜考生的从政成绩单:状元王尧臣,参知政事。榜眼韩琦,宰相。探花赵概,尚书左丞,与参知政事同为执政官。进士文彦博,宰相。进士吴育,参知政事。在各类宋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镜露脸率很高的包青天包拯,也是本科进士,并曾担任过枢密副使这样的重要职务。尤为难得的是,这些身居高位之人,还都是心系民众、忠心报国的好官忠臣。
由于本榜名人太多,不可能一一进行介绍。讲述宋词(诗)与科举的故事,自然要以诗词为主。在此,选取有较大影响诗词作品的三位,向各位读者做一个简要介绍。
韩琦,乃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氏,祖籍为河北赞皇,出生于福建泉州。金榜题名之时,韩琦只有十九岁,标准的翩翩少年一个。
韩琦三岁时父母双亡,由几个哥哥抚养长大。“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史籍如此评价少年韩琦。就是说他少年老成,懂事明理,一门心思读书学习,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只知道调皮玩闹。
这样的孩子很有自律性,基本不用大人操心他的学习问题,成才的概率自然就比较高。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上,看起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性格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
入仕后,韩琦既有比较丰富的地方任职历练,也有多个岗位的京官履历。韩琦担任大宋宰相累计十余载,先后为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位皇帝服务过,是个典型的三朝元老。在四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韩琦一心为公、励精图治,在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服务民生、选贤任能、开扩言路等方面,多有建树,官声颇佳。
比方说,韩琦曾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力推“庆历新政”。再比方说,韩琦曾奉旨赈灾,拯救无数灾民于水火,灾民感激涕零,称颂其“使者之来,更生我也。”又比方说,韩琦在汲取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范仲淹密切配合,运筹帷幄,应对得当,对西夏形成了强大震慑,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在当时的西北边陲,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足见韩琦、范仲淹的作用和影响。
“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对于韩琦的为官作为,大文豪欧阳修是如此评价的。这样的评价,真是够高。从那些民声民谣来看,欧阳修对韩琦的评价,绝对不是官员之间无原则的相互吹捧。
不苟言笑的韩琦,威仪十足,令那些贪官庸官望而生畏。但是这并不妨碍,韩琦拥有一颗敏感的诗人之心。在从政之余,韩琦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其中不乏水准较高之作。名臣韩琦,也无愧于诗人称号。从韩琦的诗词作品看,他极富悲天悯人之情怀。为官之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纵然是清官能吏,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官。
“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熟,蟹螯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漫有高吟力尚狂。”韩琦的这首《九日水阁》,是为宋诗名作。虽然生长在荒凉破败的庭院苗圃之中,但盛开在重阳之时的金色菊花,依然发散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所谓诗如其人。以菊花喻晚节,韩琦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文彦博,乃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氏。进士及第之时,文彦博二十有一,也属少年成名。少年时的文彦博,曾跟从一个名叫史照的人学习经术。史照的母亲见到文彦博之后,一眼就看出这孩子不一般,不禁惊叹道:“这孩子不得了,将来一定会成为大贵人!”
少年时代的文彦博,就极有自律意识。他准备了两个罐子,一个用来装黑豆,一个用来装红豆。每当他认为自己做了错事,就往装黑豆的罐子里放一颗黑豆。反之,则放红豆。文彦博可不是一放了之,只等着盖棺论定时算总账,而是过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检视,改正错的,发扬好的。如果不是这样,黑豆红豆除了简单计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思检视之下,罐子里的黑豆越来越少,红豆越来越多。也有些资料把这件事安在了本科探花赵概身上,是张冠李戴,还是两人都做过这样的事,不得而知了。
从政后,文彦博做过多个地方的知府知州这样的行政主官,也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并且两度出任大宋宰相。文彦博为人宽厚,同情弱势,崇德乐善,待人谦逊。在众人眼中,文彦博既是德高望重一长者,又是谦谦一君子。“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史籍如此评价文彦博。
有意思的是,著名奸相蔡京的儿子蔡绦,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少时跟小伙伴玩耍,只要谈到文彦博和韩琦,家中长辈立马就会变色制止:“那么德高望重的人物,你们小孩子怎么可以说三道四!”这些长辈之中,是否包括蔡京,不得而知。但是就连奸臣家人都奉文彦博为神明,足见其人格之高洁。
文彦博也有不少诗词作品传世,其人其作完全配得上诗人之头衔。“销磨岁月功名内,检束身心礼法中。除却高阳诗酒伴,人间谁解惜春风。”文彦博的这首《追和》,明志与劝世兼具,是说无论求取科举功名,还是从政为官,都必须时刻注意约束自己的身心言行,遵纪守法,践行正确的价值观。不管别人怎么做、怎么看,自己一以贯之,无怨无悔。
“浅水深山一径通,樵夫涉水出林中。可怜画笔多情思,写在霜纨一扇风。”文彦博的这首《题郭熙画樵夫渡水扇》,从题目上看虽然是为友人所画扇面而写,但是也表现出了文彦博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在文彦博的诗作中,以山林田园为题材的为数不少,其中可见陶渊明之遗风,说明他是个宁静安然、淡泊名利之人。
因为心性淡然,胸襟开阔,文彦博是个长寿之人。有一年,大辽国派代表团出访大宋。大辽代表团长见了古稀之年的文彦博之后,同负责接待的苏轼说,“文大丞相年龄那么大,身体精神还那么好,真不简单。”苏轼说,“你只是见了他一面,对他还不够了解。如果你同他深入交谈一番,就会明白那简直就是大神级的存在。他头脑清楚、逻辑严密,远远超过年轻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间万事。跟他探讨任何专业问题,他的见解都远远高出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大辽代表团长听罢,不由肃然起敬。能被大才子苏轼如此崇拜敬佩的人物,委实不多。
耄耋之年的文彦博,依然精神矍铄、体魄康健。宋神宗很好奇,就向文彦博讨教养生长寿之道。文彦博说,自己还真没有刻意去搞什么养生,只不过是顺其自然、自得其乐,遇事想得开,不因身外之物伤心劳神,不做过分的事情罢了。文彦博此说,被宋神宗视为至理名言。文彦博是在告诫人们,非分之想,实为伤身之利刃。
包拯,乃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氏。金榜题名之时,包拯二十有八,比韩琦、文彦博大了不少。进士及第后,包拯做过一些地方的主官,比如人所共知的权知开封府,还担任过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重要职务。
包拯包青天,在中国堪称一位“三高”人物。所谓“三高”,并非医学术语,乃历史知名度高、民间知名度高、文学作品出镜率高是也。根据包拯事迹创作改编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但是以包青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多数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的,不一定是真人真事。比如老幼皆知的戏剧《铡美案》,包公是个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好官没错,但是剧中故事压根儿就是虚构的。在北宋,也根本没有一个叫做陈世美的状元驸马。纵然是这样,也不影响包拯以好官、清官的形象流芳百世。
包拯一身正气,铁面无私。他从政最著名的政绩,就是直言敢谏,为民伸冤。无论和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有不法行为,包拯一概无情弹劾没商量,使之不受惩处不罢休。为此,朝野送其雅号“包弹”。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人们会这样议论:“就让他去作死吧,有个‘包弹’在等着他呢。”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是包拯恪守终生的座右铭。因为两袖清风、不徇私情,当时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行贿送礼这招儿不灵的人,阴间有阎王爷,阳间有包老头。”包拯以高尚的人格和不凡的作为,赢得了朝野的一致拥戴和敬重。史载,包拯去世后“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的诗词作品,存世很少。翻来查去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笔者只是查到了一首,这便是著名的《题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诗,应为包拯出任端州知州时所作。此诗语言明白易懂,无需再做解析。
包拯的这首诗,意在明志,浩然正气、铁肩担当跃然纸上。表里如一的包拯,既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比方说,端州特产端砚,历来为文人墨客珍爱之物,也曾是朝廷贡品。在端州任职的一些地方官,不免使用多制多收等手段中饱私囊。为了扭转这一陋习,减轻民众负担,包拯在端州任职期间,始终坚持按进贡数额组织制作端砚,而自己从不使用端砚,离任时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在广东肇庆附近,有个地方叫做“砚洲”。这个地名的由来,源自于关于包拯的一个故事传说。包拯在端州任满北返途中,乘船渡过一条江时,突然狂风大作。包拯不由大为不解,自己为官清正廉明,没做什么亏心事,何以离任之际天公不满,江河不平?细问之下,原来是一个随从偷偷携带了一方端砚。包拯勃然大怒,拿起那方端砚狠狠投入江中,江面立时风平浪静。而那方端砚落水之处,后来竟变成了一片沙洲。为了赞美并纪念包拯一尘不染的高洁品行,人们将这片沙洲命名为“砚洲”。这个故事传说,就是“包公掷砚成洲”。
包拯的存世诗作虽然很少,但只此一首,便足以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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