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zaibrbb2zcab1 发表于 2022-11-8 19:09:33

大明大美王世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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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黄庭坚 《花气熏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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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世贞 《五言草书》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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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名贤图传赞》王尚书(世贞)像,清道光九年,顾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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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易简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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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择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王世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围绕他举办一场展览,是否会面临人烟稀少的窘境?这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策展团队的疑问。不选择艺术家,而选择一位晚明时期的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还是因为这位重要人物有故事可讲,人们只需知道《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就可以对王世贞产生巨大好奇,他与这两部传世杰作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编者按

“大美”王世贞

王世贞这个名字,坊间总是先跟《金瓶梅》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兰陵笑笑生就是王世贞。其实这也并非空穴来风。王忬、王世贞父子和严嵩、严世蕃父子可谓血海深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谓“王子复仇记”一说,即王世贞为了复仇而写小说的动机是成立的,至今还在演出的剧目、归在王世贞名下的《鸣凤记》《一捧雪》都是致力于将严嵩父子钉在耻辱柱上。小说细节似乎隐藏着种种草蛇灰线,“西门庆”似乎正对应于严世蕃的号“东楼”,对西门庆豪宅的部分描写似乎正与王世贞所造“东南第一名园”弇山园相契合。并且,《金瓶梅》首版出版人刘承禧是王家的熟人。虽然持反对意见者不少,但人们乐于将王世贞看成作者,多半是出于对《金瓶梅》以及王世贞的肯定,即认为有这等老辣笔力、洞悉人性的作者非他莫属,就像书法史上有些高超的、搞不清作者的作品被认在王羲之名下一样,“非其不能为也”。成熟和有眼力的读者一定会肯定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不纠结于其中某些引发道德焦虑的因素。《金瓶梅》曾被政治伟人认为“这是真正的一部明朝历史”,因为作者把他的时代看得很透——作为历史学家的王世贞具备这个能力。《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它也给出了“中国第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样的评价。这意味着它对于明朝(虽然托名为宋,但无处不是明)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相当传神的折射。从这个角度看,晚明文坛第一人王世贞,倒也当得起这样的评说。况且,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很大一部分正是基于王世贞留下的史料完成的。

有意思的是,王世贞出身琅琊王氏——和王羲之一样。明朝是一个书法求变的时代,王世贞虽然力赞过同时代不少大家,他自己的书法风格却恪守在二王的面貌中,除了美学取向之外,也可见他对于自己出身的认同。也难怪,在那个时代也只有他们这个家族敢于如此跟严嵩叫板,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关于东厂、锦衣卫的影视作品中,严嵩都是第一大反派。但实际上王世贞并不像看戏的群众那么简单,他是明白严世蕃只不过在迎合明世宗的猜忌而已,但是他无疑是一个敢向强权说不的人。

也因为思想的深度,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文章也嬉笑怒骂,生活也丰富多彩。他是无法定义的人物:在晚明这一文化极度繁荣人才辈出的时期,他是意见领袖、剧作家、美学家、建筑家、收藏家、历史学家、医药学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政治漩涡里的高级官员(刑部尚书)。上天仿佛眷顾他还嫌不够,又给了他一副高颜值,被认作“神仙相”,“美姿观,风采玉立”。想象下画面——他和弟弟王世懋年纪轻轻就做官了,时人将他们称为“大美”和“小美”。不过流传的画像都是王世贞中年以后的样子,于是神仙究竟长啥样就成了一个传说。

美则美矣,但人家骨头是刚硬的。好吧,就让这个花美男定义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阳刚男孩”:他的同科好友杨继盛(王世贞、张居正、杨继盛为同科进士)因为弹劾严嵩,惨遭刑狱,细节令人不忍闻。最终这个明朝第一硬汉还是被惨烈处死,正是王世贞毅然前去为他收尸,并帮助安顿他的一双儿女(杨夫人自缢),令严嵩父子愈发忌恨。这段历史也成为很多武侠小说、影视的题材。

而且,王世贞还“文化输出”到了朝鲜半岛。朝鲜李朝的英祖便受到王世贞编纂的《纲鉴会纂》的启发,认识到汉、唐两代君主的区别以及各自的积弊,才促使他组织人编写了《两汉辞命》,从而带朝鲜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繁荣的年代。至于《金瓶梅》,更是很早就传了过去,朴赞郁导演的电影《小姐》中,金敏喜扮演的主人公所展示的艺能就是说书《金瓶梅》。

王世贞的收藏

这样一个神仙人儿,我们竟无缘一见——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或过手的宝物中窥见一斑。台北故宫年度大展“写尽繁华:晚明文化人王世贞与他的志业”就以大手笔为我们展示了“王世贞周边”,阵容可谓强大,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巨然《层岩丛树图》、宋徽宗《诗帖》、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都历历在目,李思训、李成、范宽、梁楷、惠崇这些大家都悉数登场。神仙不神仙?那么,这些神仙之作为何放在这里展出,又和王世贞有何关联呢?

这里有王家自己的收藏品,例如《鹊华秋色图》就被认为是王家藏品,而《快雪时晴帖》则是前文所述的出版家刘承禧的家藏。作为收藏家,王世贞在当时唯一的对手就是大收藏家项元汴——没错,您看到的那些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盖了章的宝贝大多都被他经手过。项元汴出身盐商新贵,却敢于向世家子弟王世贞叫板,王世贞会甘于示弱么?所以他们“斗法”必定非常好看。

王世贞最有名的收藏,要算现藏北京故宫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了。但此事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据说这件宝物后来落入王家,有收藏癖的严嵩欲强买,但王忬用一幅临摹的赝品取代了事。不过很快暴露了破绽:有对王家不满的画匠向严嵩进言说,其中一只房顶的麻雀的爪子占据了两片瓦。这就成为王忬后来被杀的祸端。

故事很熟悉是不是?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也影射了这个故事。可是细想起来其中可疑之处颇多。但并不妨碍吃瓜群众一厢情愿地相信它——以至于故事里的伪作都有人造了出来:这次台北故宫专门将这件伪作展了出来,即《清明易简图》。

同时,展品中不乏严嵩的收藏,据说严阁老每到一处所喜便是搜刮古代书画,巧取豪夺,不得手不罢休,比如怀素《自叙帖》、宋徽宗《诗帖》。

王世贞的见地

但是,这个展览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得以认知王世贞的见地:作为文艺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特别是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艺苑卮言》(经后人编写)堪称明代第一“诗话”,即文学理论著作,里面涉及诗学、戏剧、文艺,他尤其强调“性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才、思、格、调”四种因素互相依存说,晚年又主张“平淡自然”;主张“师古”但不提倡“泥古”,在一片“复古”的浪潮中,这一点清醒尤为难得。

他对于书画艺术的观点,至今为我们所用。比如,他的“吴中三家”之说,认为文徵明、祝允明、王宠三人是明代书法界的三大翘楚。这与我们今天的观点基本没什么两样,但在当时可谓大胆之举。再比如他对怀素书法的评价:“藏真书虽从二张(指张芝、张旭)草圣中来,而结法极谨密。微有不识者,或从心时波磔不应手也。”他对于书画更是有着一种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或许是“图像史学”这种主张的最早提出者,主张“以图证史”,这在今天来看都是前沿的。他指出书归晋唐,但是画得看宋画,他提出的中国山水画“五变”说至今仍被书画界所公认,即从唐朝到元代,山水画发生了五次大的风格变化:唐代二李为一变,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为一变,北宋李成、范宽为一变,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为一变,元末黄公望、王蒙为一变。其中尤其是五代到北宋时期的变革最为重要,并显示出艺术家对宏观把握自然、人文景观的技巧和观念。

长期以来,坊间有一种模糊的观点,似乎山水画只属于少数文人墨客自娱自乐之物,殊不知绝非如此——山水画和文字一样,是需要阅读的,这就是所谓“读画”,通过阅读可以懂得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特质,懂得自然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身位”,山水画给我们带来的哲学认知和人生体悟并不亚于其它任何一种媒介。古人云:胸中有丘壑,当我们面对一幅高超的山水画,便可对此深有体会。这场展览中有多件重要的山水画登场,有巨然的《层岩丛树图》、董源的《龙宿郊民图》等等,莫不意境深远,虚实结合,非“胸中有丘壑”者做不出,这不是掌握点绘画技巧就能达到的高度。

王世贞对于赵孟頫的评价同样流传至今,称其为“元代四大家”之首,“文人画起自苏轼,至松雪(即赵孟頫)敞开大门”。这次展出的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作品,它是非常大胆甚至“现代派”的,完全不“写实主义”,而是带有一些“童稚”感,竟一直没有人将它用于动画片。再对比影视剧理解国画的方式——千篇一律的后期处理成类似的水墨效果,艺术理解力不得不说相距千里了。赵孟頫堪称书法入画的杰出代表,如果我们将书法理解为一种抽象表现主义,这里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更简约主义、更返回自然的复古精神,因而它呈现出简约、洗练,一种天真自然(而绝非假天真)、“复归于婴儿”的哲学取向。

关于王世贞的展览

去博物馆看什么?这不仅是给游客观众的,也是给策展人的提问。好的展览绝非简单的家底大比拼,而是促使观众思考。从设计思路来看,这个展览也显示了主题人物历史学家的眼光。

在父亲遇难后,王世贞选择回到苏州老家——这里并非仅仅是逃避现实,而是打开另一种局面。晚明的苏州即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各种新芽都在萌发,而王世贞是从化不开的一片浓浓的黑雾中走出,反而开创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真正成为文化界的盟主,他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对人的影响反而更大。

他造园,并且像公园一般免费对外开放,还亲自画了导游图——园林是“道法自然”的更高阶段,但是,他相信园林总会衰败乃至消失,而思想文字才能“以永人目”:展品中书籍的重要性不亚于绘画。

还有一件展品不得不说,那就是明代版本的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何出现在这里?因为书上有李时珍专门求王世贞作的序。可以说没有王世贞的推广,《本草纲目》不会迅速被大众知晓,而这个过程经历了十年,一本药典需要完善后才能出版——直到二人都已去世,《本草纲目》才真正刊行。图像在这个意义下就是一种文字,一种纪实,好比史前的摄影术。因此,在展览中我们还能见到他带人绘制的“水程图”,是从扬州沿着大运河进京的记录。但这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发挥,是有意识的记录,两岸的行政机关,河道设施都历历在目,这也算是一种“数据库意识”。

在历史的激流中,有大历史观的人总能保持自己的敏锐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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