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的赞歌——评《穷小组创业记》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qvj2lq49k0/7747aefbb8544a99b2257eadd293564c~tplv-tt-large.image?x-expires=1980795897&x-signature=B35bbvJIMtl1txkZ8SqC15m7WLU%3D
文/马家骏
在今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像飓风般掀起了创造发明的浪涛,奇迹处处出现,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英雄气魄,放射出了异彩,这是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雷鞭同志的小说《穷小组创业记》,就是这巨大图画中的一景。
《穷小组创业记》,记载了向“四化”进军中的奇迹,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崇高的理想鼓舞下,所从事的英雄劳动和敢于创新的伟大精神,从而实现了党的思想的胜利。
《穷小组创业记》集中描绘的固然是一个钳工小组的技术革新活动。可是,我们从小说里感到了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着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强大的气流;作者并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予以典型化,从而显示出我们时代的创造精神,这是值得称赞的。
我们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只有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和劳动潜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对待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有不同的态度的:先进的工人要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大道,而有些人却害怕困难,裹足不前。因此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落后、保守思想者的斗争过程。斗争就是变。经过矛盾和斗争,既改变了技术与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穷小组”就在这场斗争中显示了工人阶级坚决前进及无穷的创造力。
“穷小组”在与困难作斗争中所显示的英雄气概是:他们不怕条件差,不当“伸手派”而是人人动脑筋,创造机械化与自动化的条件。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小组整个故事的波浪起伏的变化,就会了解到从“老爷式的龙门鉋床”到有了自动化的鉋床,从一无所有到制造出空压车,都充分地显示了“穷小组”的冲天干劲与创造精神。同时,“穷小组”的创业过程,也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生产、创业过程中,是鸡毛能上天,白手能起家的这一发展规律。
能抓住在劳动生产中人们的创造精神,揭示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规律。用工人阶级的英雄主义来鼓舞、激发读者的劳动热情,可说是《穷小组创业记》给人比较突出的感染,也正是这篇小说的思想性所在。
《穷小组创业记》这篇小说的思想性是渗透在作品的各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表现在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工人形象上面。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只有五、六人,而人物的一切活动又全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创造机械、革新设备。并不像有写人为了充分去表现工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故意去安插许多爱情、结婚、探亲等等一些生硬的描述;而这篇小说就在工人们的生产、劳动创造中,具体体现了了工人们的深厚、崇高的思想面貌。因而我们说文艺作品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写不写生产过程,而在于是否掌握了生产、创造过程中人们的具体的高尚的精神实质。现在就请看看《穷小组创业记》中的几个人物吧。顾大全是小说中的先进人物,“三十上下,共产党员、革新能手。”但是,在劳动斗争和发明创造过程中,在他领导整个小组,发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的过程中,我们却逐步的认识了他的性格和品质。
顾大全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懂得革命形势发展的人。他对副小组长孙振华说过:“别的小组都纷纷大搞机械化、自动化,一条龙,产量普遍提高,产品等着配套,”不仅道出了整个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高涨的形势,而且也表现了他确认钳工组必须实现技术革新。因此他说:“这就需要我们马上赶上去。”这也就表明了他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决心。但是,究竟怎样来改变小组的技术落后面貌呢?顾大全当时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组穷,人人皆知,可是我们志可穷不得,毛主席不是说过:‘穷则思变’,”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言道:“搞自动化”。
多有力量的一个“斩钉截铁”啊!这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和果敢英勇的斗争精神。而这一切,是来自顾大全清晰的政治头脑,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体会中。伟大的思想产生伟大的精力,用鲜明正确的理论武装的头脑,才能产生智慧。作者在让顾大全全面发展技术革新活动之前,就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精神面貌的特点,预言了他的必定胜利的思想基础。
顾大全不是把理想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人,而是把先进思想化为模范行动的真正革新家。这种人是我们工人的典型——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体现时代的本质的。这个典型的革新家,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揉合着他独特的开朗而智慧的性格的活生生的人物。
作者塑造的是个有理想而又有智慧的实践者。在整个革新过程的难关上,我们都看到顾大全如何开动他的头脑出主意、想办法。顾大全的智慧并不产生自什么个人的天才,而是来自建设的热情和创造的决心。问题还并不仅仅在于他第一个想出风动化,并不仅仅在于他想出风顶起重,问题更在于顾大全善于将正确的思想变成集体的力量,启发群众的智慧。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是一个个人英雄。而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战士能够实践党的方针政策、工作路线;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正是“穷小组”能够根本改变面貌的一个关键,也是显示顾大全精神面貌的一个关键。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在顾大全周围形成了一个意志统一,而且智慧的集体。顾大全正在这样的集体中起着他的应有的作用。
作者歌颂顾大全的积极有为,并没有掩盖生活中的矛盾,也没有把“穷小组”的创造发明写得一帆风顺,正因为有创造,也就有困难,而有困难就有战胜它的人。所以,作者既写发明创造的不断成功之中表现他的人物,也在发明创造的不断出现的困难之中表现他的人物。顾大全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对困难预先有充分的估计,也有顽强战斗的毅力和决心。为了设计一个风吊,他熬夜、画过几十张纸的图;当突破风顶这一关时,顾大全又表现了坚韧的精神。作者几次写到他锁紧眉头,但是丝毫没有在他的人物身上留下半点怀疑与悲观的墨痕。困难摧折不倒,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征服自然的英雄本色。顾大全的这种精神,也是整个小组的精神。
作者用他质朴的笔描绘顾大全多方面性格时,固然是通过创造发明过程来表现的,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只写顾大全对生产、对机器的关心上,而是揭示了他对人的关怀。作为一个优秀的工人、共产党员,顾大全体现了党对群众生活和思想的异常关心。一个优秀的工人、共产党员,他不仅要作机器的工作,更多是要作人的工作。我们先不说顾大全处处想到同志们的休息、身体健康,还要让人给夜战的王忠拿吃食。就拿他对周围工作同志们的思想深切关注来说,便充分显示了他的特点。顾大全善于鼓舞同志们的干劲,同时又能帮助落后者进步。
作者还以不同的手法描写了几个工人的形象。不管是顾大全,还是陈振华,不管是老王忠,还是毛燕飞,他们虽然都同样为改变“穷小组”的面貌而顽强斗争;但他们却个人有各自的性格。顾大全就比较成熟,也善于分析情况,开朗而沉着。作者爱在关键处表现他的智慧与镇静。陈振华就不同了,在根本品质上,他和顾大全是一样的,而个性上却显得有些倔强、急躁。陈振华干起活儿来跟猛虎一般,这个外号“大炮”的小伙子是不知困难为何物的。作者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更多是描写他在整个活动中的神情变化和语调以显示他的性格。譬如当他接到调度令时,“他抖开调度令,不加思量,双眼一瞪大声言道”,当顾大全想风动化时,“振华一看,两脚一跳,翘起大拇指说道:行呀,有苗头。”当起重问题不好解决时,“陈振华在一旁两眼盯着天花板出神……突然,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老顾,有啦!’”至于作者笔下的王忠则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着墨不多。表现他时,又多是在暗场上。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显示了王忠那种勤勤恳恳的劳动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作者描写王忠这个人物的手法,值得一提。他并没有千篇一律地描写自己的人物,写王忠与正面写顾大全、陈振华的行动态度也不一样。而是暗示出的,是“带出来的”。如小说中写道:当顾、陈二人去车间想试试风动起重的办法时,工作台上早有图纸了,显然有人同样在试验,这是谁呢?王忠他们。当顾大全等三人去废料堆找废空压机,那里早有一个黑影在同样找寻,这是谁呢?——王忠。通过这些场面,不仅揭示王忠同大家一样是一心一意为发明创造而努力,而且表现了他的特点:不陷于空洞言词,而是做在先说在后的一个人。这是多么踏实而又忠厚的性格。
作者塑造的几个主要主人公是成功的,这就相应地衬托出其他的几个人物描写得还有些弱。如毛燕飞、王书记和铁门栓几个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和生动性比之顾大全和陈振华就差一些。譬如,作者固然多方面显示了毛燕飞对发明创造的热情,指出她在工作中的积极努力。但是这个女孩子的独特作用,心理还不够突出。应该洞察这个积极有为的女孩子的心灵,从她独特的角度来揭示共同的主题。在王书记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显示了党的正确领导的作用,可惜写的少了一些。至于铁门栓这个人物,就其品质的特点来说,在小说中是引人注意的。他扯后腿,说风凉话。显然这是对立面的代表人物。作者不大肆描写他以免削弱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这是对的。但是,应该把铁门栓处理在思想斗争的关键上,有力地批判落后思想,使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在同落后现象的斗争中光芒四射。由于作者只把铁门栓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转变过程写得缺乏说服力,这就使得小说在对技术落后的斗争描写较突出的同时,而思想斗争开展的描写显得差些。我指出这三个人物描写中的弱点,并不是说作者在这方面有什么错误,而是说作者的精力还不能顾及到所有人物的描写。在我们肯定这篇小说的时候,直率地指出这点,我想是有益的。不过,我的结论不在这里。我以为一篇小说能够在强烈的思想光辉照耀下,刻划出几个像顾大全这样的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的人物就是较成功的作品。
(原载《工人文艺》1960年9月号)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