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城市的“寓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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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在焦虑比感冒更普遍的现代生活里让我们轻盈,指引我们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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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盛夏,挤在城市热岛之中,即便有大功率的空调吞吐冷气,有时也难除心中烦闷。偶然拿起一本卡尔维诺的《马可瓦尔多》,品读简洁灵动的文字,感觉就像吃了薄荷糖,胸中暑热一扫而空,只留下一股清凉透彻。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阿甘”式人物,一个城市里庸碌的工人马可瓦尔多。城市生活很压抑,但马可瓦尔多偏有着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他不喜欢标志牌、霓虹灯、宣传画这些“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却总是对一片落叶、一根羽毛观察入微——“通过它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
春天看街边蘑菇生长、盛夏到公园长椅上过夜、秋日里捕鸟或兔子、冬季在冷清街道上铲雪……马可瓦尔多一年四季中的生活琐事其实更具童话意味。卡尔维诺很擅长用童话般的开头与欧亨利式的结尾来解码真实的城市生活,又赋予人以希望。“温暖明亮”是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对卡尔维诺的评价,也是其作品带给读者的真实感受。
其实,卡尔维诺对人、城市、社会乃至时代的独特体悟,来源于他的童年。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年幼的卡尔维诺居住在花卉与热带植物簇拥的别墅里,渐渐熟识奇花异草、通晓动物习性。卡尔维诺热衷于在作品中描写各式各样的森林与植物,他曾说“大海和高山保护着我,使我无忧无虑”,比起“钢筋混凝土之城”,卡尔维诺对自然风物更熟悉、更亲近。在许多童话故事里,森林往往显得晦暗而充满危险,但是在卡尔维诺笔下,植物是森林给予城市的礼物,森林象征回归与纯粹,是人们精神的家园,也是在迷茫时拯救他的“心灵栖居地”。
1949年至1959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际形势动荡和消费社会弊端逐渐显现的这段时间,许多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在和平与文明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亲历过二战的卡尔维诺身陷“迷惘的一代”,无法在战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中找到自己的身份与归属,对于“我是谁”“我在哪”的追问愈发强烈。那时,文字成为卡尔维诺解开心结、表达自己的救赎方式,他主动走出文人的“象牙塔”,从此带着社会与政治责任的“使命感”进行创作。这个时期,卡尔维诺的小说往往围绕迷失身份的主人公展开,其所塑造的人物故事奇幻而鲜活:
——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卡尔维诺讲述一个在战争中被炮弹击为善与恶两半的战士,最终在决斗中受伤被缝合、重新回归完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人性分裂和善恶冲突的投影、对自我身份的质询。
——《树上的男爵》又仿佛是卡尔维诺写给自己内心深处“小人儿”的童话,主人公从12岁开始因为“赌气”而栖居在树上,直到65岁随着热气球飘走、死去,奇幻的一生展现出现代社会生存压力之下对自我存在的苦苦坚守与孤独。
——卡尔维诺写《不存在的骑士》,讲述一个没有肉体和灵魂的人,卖命工作只期望能在历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折射出现代人焦躁不安的心态、不知身居何处的迷茫。
三部脍炙人口的小说都讲述主人公在社会中格格不入、穷其一生探寻自我价值的故事,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既有传奇色彩,又极富现实意义。其实,在童话的叙事手法背后,卡尔维诺更意图探讨意大利社会中蔓延的“时代空心病”,对现代人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发出灵魂叩问。
“天真烂漫”的小说《马可瓦尔多》是卡尔维诺创作生涯的全新高度,有人称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开启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自此,卡尔维诺不再着眼于塑造奇绝的人物、一味催促人们向内寻求“我是谁”,而是将视野拓展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当时,随着整个西欧经济飞速发展,意大利在20年间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革命让阶层分化迅猛而剧烈。“历经沧桑”的卡尔维诺眼看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城市节奏不断加快,然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明显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一切,他们越发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却已经挤上了时代的“快车”,贪图消费和享受。
“我对谈论城市非常上心,是因为城市生活变得如此不舒适,以至于有必要问问我们自己,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写罢《马可瓦尔多》,卡尔维诺开始思考:城市将裹挟着人向何处去?要想回答这个难题,仅仅观察自己身边熟悉的城市是不够的。几年后,卡尔维诺“以过客的身份”迁居法国巴黎——他心目中一座“成熟期的城市”,作为一个来自异乡的“观察者”“隐形人”,他触摸一座城市高速运转时的脉搏,在那里居住了将近15年,与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当时的思想大家“谈笑有鸿儒”,也独自见证城市里白天的人潮汹涌、夜晚的空旷寂静。
作为“城市观察家”,卡尔维诺最爱做“隐形人”,他坦言“作者应该隐藏于文字之后”“当我所在环境让我自以为是隐形人时,我觉得无比自在”。他喜欢坐地铁,在飞驰中尽情享受“匿名”的快感:“我可以夹在人群中观察大家,保持绝对隐形”。这段时间,卡尔维诺创作后现代派作品《看不见的城市》,通过虚构55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他不仅展现出城市作为地理、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多元价值,还提醒人们在发展城市的同时更要注意“一叶障目”的风险,必须时刻把握自然与城市的边界感、分寸感。
已步入人生最后几年的卡尔维诺于1980年回到祖国怀抱,完成了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帕洛马尔》。他生动讲述着他所看到的城市风光与阴影,将自己一生所闻所感、对城市的领悟融入最后的创作。他指出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中“充满了不精确的、错误的规则”,叮嘱都市人莫要总劳神于“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而是要学会“观察那些可见的事物”,具备“关心现实”的精神。
1985年,休假期间的卡尔维诺突发脑溢血,短短十几日便撒手人寰,许多人还在等待他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只剩下感叹与惋惜。然而,弥留之际的卡尔维诺已然足够洒脱,看着自己身上插满管子,他仍不失风趣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自己像一盏吊灯。”卡尔维诺曾在书中表明心迹:“决定着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一时刻,只要不描述完这些时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或许比起遗憾,我们更应当认为,卡尔维诺是幸福的。
当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卡尔维诺讣告》,称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充满想象的寓言作品的大师,他“在焦虑比感冒更普遍的现代生活里让我们轻盈,指引我们创造”。如今,在陷入无端的身份焦虑,在生活中感到莫名压抑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也可以问询这位“温暖明亮”的小说家,收获有关人与城市的启迪。就像一位豆瓣读者分享的那样,“在地铁车厢的忽明忽暗中和故事中的角色来一次心灵郊游”。(陈之琪)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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