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访｜陈福民：发挥文学笔法，呈现历史面貌，积多年之功深度探索“北纬四十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沿着G6（也叫京藏高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沿途经过居庸关(八达岭)、张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大致走一条直线。然后从临河几乎拐了一个直角弯沿黄河南下，经过磴口、乌海等地再向西，离开内蒙古进入宁夏境内。陈福民发现，从起点东经116度的北京到东经107度的临河，这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40度-41度。而且在这一条地理带上，断断续续连缀着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战国赵北长城”。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沿着北纬40度地理带，在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隔墙相望，侧耳远听，彼此防备也互相影响。
学者、作家陈福民对这条地理带很着迷，“北纬40度、长城，以及历史上与这一切有关的人和事，往往关联到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陈福民围绕相关主题深入阅读、实地探究、案头书写，至今持续多年。2021年最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非虚构作品《北纬四十度》就是陈福民多年心血的一个结晶。
这些年来，陈福民多次沿着从北京到临河的北纬40°上这条直线自驾。沿途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这条线段左右两侧不其知名的旗镇，他都停留甚至居住过。经常是去了便流连忘返，回来不久又想再去。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他怀想联翩，当感动或喟叹无处安放的时候，他摇下车窗，凉爽的风灌进来，挟带着初升朝晖或者苍茫落日掠过面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之类的句子就一遍遍地默念起来。就这样经年累月，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沿着G6西行，陈福民常常看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以国产中低档车居多。回程时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这印发他的遐思：“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西北部地区的人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历史，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不断消失，然后重生。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
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北纬四十度”阅读之旅
早在中学时代，陈福民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读到与白起齐名的战国名将李牧的故事，“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少年热血沸腾，恨不能追随李牧麾下的冲动和遗憾。从此时起陈福民开始留意与“匈奴”有关的故事。在陈福民后来的阅读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继变成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
也因此，陈福民在他的书中，明确提出“北纬40度”是一个跨界性文化概念，并带着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的理想，挖掘长年沉潜在民间的故事，用文采飞扬的魅力笔法，呈现真实历史之面貌，带领读者获得与以往不同的精神发现。在这个过程中，陈福民发挥他几十年的阅读、实地游历、思考积累，动用动人的文学技艺手法和严谨的历史知识构建，将“北纬四十度”的方方面面进行精彩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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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
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陈福民专业从事文学研究批评，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担任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阅读与批评的力量》等。对于从事的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陈福民承认是一种“越界”，并有信心做好并有清醒的自我审视。他对历史一直有浓厚兴趣，且越来越强烈。在写《北纬四十年》时，他会注意行文写否漂亮，同时更在意历史学者对他此番写作的看法，“历史学者会不会以一种严谨冷静的口气对我说：喂，你这个家伙，把基本史实都搞错了。这让我时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
一条“北纬40度”线，涉及到的历史跨度大，故事多，人物众。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为此，陈福民把二十四史中与“北纬四十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他希望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我还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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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民
“这次文学历险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
当然，一个文学批评家用非虚构的文学方式写历史题材，终究不是在做专业的史学研究。陈福民也清醒知道自己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
书中很多段落，都非常精彩。既有思的深度，又有文的风采。读起来苍劲有力，嚼劲十足。比如陈福民这么写“右北平”“它比北平大得多，更古老得多。右北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它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善好施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北平。它包围并庇护着北平，世世代代从生到死。没有右北平，今天的北京就无立足之地。沿着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地区，北平停住了自己的脚步。她守在长城内侧，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右北平。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右北平大约是第一个被官方命名的拥有“北”这个方位词的地方，因此可以将它视为中国的北方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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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天府书展《北纬四十度》首发式
【对话】
综合运用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等多种手段，带读者走近伟大的“北纬四十度”
封面新闻：作为一个主攻文学批评的作家，您写“北纬40度”跟历史学者的研究有怎样的区别？
陈福民：它首先是地理概念。围绕这个地理概念，在过去几千年发生了很多风风雨雨，于是它肯定就涉及到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主角又涉及到游牧民族，于是它又是一个民族学概念。所以在我这里，“北纬40度”其实一个综合文化概念。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会分门别类对这个概念进行很深入很专业的研究，但我要做的是，对之进行综合的分析。我看了专家们的专业研究，分科很细。我也很受益。但是把“北纬40度”当成一个文化概念，综合运用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来写一本书的，我应该是比较早也比较自觉的一个。我想，在保证知识严谨的前提下，通过一种较为通俗化的方式，将专业化的知识进行一个转换，以便于非专业的大众读者接受。虽然我们说，不要低估大众的理解能力，但是让大众直接去读学术论文、专著，还是不太现实。
“与其说知识分子业是一个职业，不如说它一个志业”
封面新闻：在《北纬四十度》我发现你在很严肃讨论历史的时候，还运用了口语化的一次词汇，显得很接地气。这是特意为之吧？
陈福民：全书30万字只用了几处，但还是被你发现了。说明你读得很认真。这的确是我特意要用的。因为我觉得，在传播知识的时候，如果信息过于密集，就不太容易为公众普通读者接受。所以我也想适当使用一些通俗化的表达，主动跟大众去对接一下。
封面新闻：得益于全民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当下大众阅读能力总体在提高。但是依然需要您这样的人，学者型的作家，在写作中，在不影响知识质量的情况下，把一些冷门知识转化得更易于领受。事实上，这是一门对写作者要求比较高的能力。并不是有渊博知识的所有专家都能胜任这个工作。专家写通俗普及读物，要想写得好，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陈福民：你的读者主要是面向大众还是圈内同行，的确很不一样。一些信息是刚性的，不能乱来，不能出错。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是软知识。这就在于你怎么叙述。洛阳曾经是都城。你怎么表达得更好看？让读者更容易、更乐意接受。这也是值得严肃考虑的事情。在我看来，与其说知识分子业是一个职业，不如说它一个志业。像斯宾诺莎的职业是磨镜片儿的，但他的志业是哲学研究。我写的这本书，就不是职业，而是志业的产物。我希望的是，不一定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大众读者，也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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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只有两面而是三四面，对人的智商、情商和判断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封面新闻：我觉得，有时候比起知识的积累和获取，深度思考力、敏锐的感受力、精准而高超的语言能力显得更稀有、难得和珍贵。在学术生产领域，后者往往会带来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陈福民：我19996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业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工作。相信不少人对我的工作印象就是专业词汇、研究论文、著作。这些东西在圈内总有人在看，写得好可以成为同行或者后辈的参考对象，写得不好，总有更好的人能站出来写出优秀的著作。你提到“学术生产”，这个词最原始的本意是工作和产出。但是近几百年来，现代学术已经变得复杂。确实不排除一些生产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就像在现代生产体系下，生产并不直接对应需要，甚至是过剩的。那么在当下，学术生产的必要性和必需性在哪里呢。情况比较复杂。我认为，对应的需求没有那么直接了。这个时代，事情已经不只是有两面，而且也不是“这一面是对的，那一面是错的。”如果是这样，那就简单，直接放弃错的那一面就行了。现在事情往往有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每个面怎么协调、评判，对人的智商、情商和判断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封面新闻：我注意到一些文学批评使用比较夹生的专业术语，行文缺乏文采，思想和见解未必多深刻。整个评论文章读起来缺乏吸引力。而且当下不少文学批评似乎过于强调夸奖、肯定，罕见对问题的指正。作为文学批评家，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在您看来怎样的文学评论才是好的文学评论？
陈福民：关于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历来比较模糊，争议较多。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就是对文本和作家的阐释；也有人认为文学批评是独立的创作，不是作品的附庸，归根结底阐释的是自己。但总体来说，文学批评的理想时光已经过去了。文学批评的黄金年代在19世纪。文学批评是跟当时整体的思想氛围是一致的。黄金时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伟大的社会政论。文学批评不只是讨论文学作品，还会研讨社会问题、时代问题，需要与大众读者沟通交流；之后随着时代特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的沟通变少了，变成圈内的事情。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虽然大家都说这些年，文学读者的数量在降低。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纵然文学热潮过去，仍然可以养活一个行业。但是，尽管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文学的门槛变低了，然而文学圈子（包括创作和批评）却变得越来越收缩，普通读者看得懂又真正感兴趣的不多了。过去人们会用大众容易懂的语言去表达，现在大多已变成都是文学圈内的事儿。 在这个圈内，每个人的批评才华、批评方法有差别。可能你看到的一些不太理想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但我想说的是，不能单独来看文学批评，而要考虑到我们身处的时代跟此前批评的黄金时代是不一样的。在当下工业时代、商业文明的条件下，文学批评变得更复杂，没法像以前那样单纯了，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文学批评的状况不仅跟批评家的才能水平（主观）有关，还和社会状况（客观）有关。
陈子昂的孤独不只是怀才不遇，而是被幽州激发出的一种更深邃、博大的孤寂
封面新闻：在《北纬四十度》中，你有一番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解释，很新颖很深刻。你认为陈子昂写出这首诗跟幽州这个地方的地理状况及其地方政治经济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你指出他用“怆然”，而不是“慨然”、“凄然”、“凛然”等，是因为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满满感受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
陈福民：从我第一次接触这首诗至今40年代来，我从没见过真正到位的解读，这让我一直如鲠在喉。一般都只是解释说陈子昂的孤独是因为朝廷不尊重人才，他本人受到排挤，怀才不遇等等。我认为这种解释还是太表面太单一了。我认为陈子昂的孤独，更主要是被当时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所触发出的一种更深邃、博大的孤寂。
封面新闻：关于读书和写作，有什么特别愿意分享的心得？
陈福民：我认可陆游说的，汝果欲写诗，功夫在诗外。一个好的文学写作者，功夫一定不能只局限于文学。一定要注意培养综合知识素养。知识是世界的窗口，是我们跟世界打交道的工具，是看待世界的一个尺度。如果一个人仅仅从文学的视角去看世界，那么他或者她的世界往往是一个主观构造的世界。这个时候，作者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读者凭什么愿意进入你这个世界？你的世界真的比别人的世界有优先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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