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以“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为着力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我们党在文化工作上的新表述、新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新拓展，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明显增强，文艺创作的题材、门类、风格、形式、流派都日趋多样，极大丰富、活跃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当前的文艺创作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仍旧有差距，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特别是具有经典品质的、能够代表时代的大作品比较少。因此，当前要加强精品创作，特别是要重视现实题材创作，通过提高现实题材创作质量，以现实题材特有的当下性、鲜活感，书写新时代的人民创造，表达新时代的人民诉求，彰显新时代的人民精神，引领新时代的人民奋斗，以人民内在精神的发展和增强来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让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强起来的有效路径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创作既是国民精神的自然“表征”，一个国家富强还是贫弱、独立还是依附、勇毅还是颓败、开放还是封闭，诸种社会状貌和时代情绪，都反映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然而，这种反映不是被动的、刻板的，文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不但要捕捉、擦亮哪怕微弱的“火光”，而且要在审美创造中汇聚、催生更加明亮的精神“灯火”，成为国家和民族追求光明前途的精神支撑。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个宏伟目标本身就包含着重要的精神尺度，人民的精神之强是国家富强、民族强盛的必然反映和现实要求。
纵观百年来中华民族求得独立和富强的艰难历程，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在发挥“精神灯火”作用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但成为文艺创作在题材选择上的主导倾向，而且在艺术品质上也成就了一大批时代的经典。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现代文艺的发生本身就应和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强、致志革新的文化启蒙需要。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便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主张，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其成员耿济之强调，文学的作用是“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变，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无论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一直将中国文艺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拧结在一起，同向而行、同频共振。文艺创作不但是见证、记录，而且是深度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革命与变革。当时的作家艺术家们纷纷自觉地将艺术才华投入现实生活，以一大批贴近现实的艺术作品深刻描绘了中华民族在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时代的贫弱、屈辱与抗争。它们既是国民劣根性的画像，也是顽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丰碑。现实题材的这种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旧得以发扬。“十七年文学”所反映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气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映射的国家与人民之殇，“改革文学”和“问题小说”所透射出的变革热望与奋斗精神，《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影视剧生动描绘的新的城市生活，都显示出现实题材作品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而且是时代精神的“指示灯”。这些经验充分证明了现实题材创作与人民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现实题材创作既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精神表征，又构成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发展阶段，现实题材创作要表现出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气象，对内发挥凝聚和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贡献中国智慧。
正是从这种一致性出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就不仅仅是一种时空意义上的“当下性”，就现实语境而言，我们更加强调它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尺度——关心、关注文艺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因此，现实题材虽然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话语体系中，它不能下降为只是“涉及”当下，只是一般性的浮光掠影，或者虚假地、应景地书写现实，甚至解构现实。正如恩格斯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时所指出的，“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还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他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恩格斯用“左拉”所代称的正是自然主义流派为代表的对现实生活琐屑的、表面的、缺乏意义的把握。世纪之交，现实题材的精神力度与艺术深度有所弱化，特别又遭遇了网络娱乐文化的极大冲击。现实题材弱化所造成的疏离感不仅仅关系文艺的健康发展，更关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状态。文学艺术与当下社会生活失去了应有的紧密联系，也失去了与国家、民族同向而行的力度和高度。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但有意识地弥合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缝隙”，使文学“重返”现场，使现实重新进入艺术创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文化部(机构改革后的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构改革后的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重要部门和单位不断加大对现实题材的扶持力度，持续推出一系列重大工程和项目，将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增强四力教育”等主题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并通过重要奖项和推优活动进行引导和激励，使现实题材再次成为创作主潮，涌现出了《云中记》《乡村国是》《大国重器》《经山海》《看万山红遍》《战国红》等文学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中国机长》《夺冠》《大江大河》等影视剧，以及《鸽子》等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舞台剧，在受众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现实题材纪录片强势崛起”“现实题材力作成白玉兰最大赢家”“现实题材整体性崛起”……类似的判断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都不鲜见。
其中，网络文学的变化最为突出。从2015年以来，“现实题材热”持续升温，从2018年至今，更是成为网文界最热门的话题。北京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从作品题材的分布看，国内主流平台上的现实题材作品已超过六成，同比增长24%;在2018年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介中，现实题材占比达到79.2%。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认为“主流价值导向作用日益增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渐成潮流”是当前网文四大特征之一。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认为，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主流风向标。推动变化的首要力量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单位的呼吁和扶持，但能够如此快速取得共识，内在原因是它恰好回应了读者阅读需求的丰富性要求和对精神力量的渴求。评论家黄发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玄幻小说、穿越小说一度以陌生化的想象令网友耳目一新，但最近几年创新乏力，让网友产生餍足心理”。网络文学作家蒋胜男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认为，“现实题材的创作，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越来越贴合读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思考”。“这种转向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作家更关注生活，更多去思考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从天马行空的异想世界回到现实、承担起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网络文学的这种变化，非常有力地证明了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读者在文化消费中仍旧有强烈的认识和理解当下生活的需求，也证明了现实题材作品在满足这种需要中的特殊优势。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实题材所提供的精神能量与当前的人民文化需求以及民族复兴的文化支撑还有很大差距，优秀作品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还比较弱。
正是基于民族复兴对于优秀现实题材作品的内在需求与实际创作态势之间的差距，《纲要》专门将“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健全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规划组织机制，加强农村、少儿等题材创作，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列为“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重视现实题材创作，是中国新文艺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之路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在新发展阶段，文艺创作仍旧要注重在现实题材领域的开掘与深化，使现实题材文学真正与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和宽广度相匹配，为新时代人民精神的成长发挥更大作用。
彰显社会主义文艺“创造生活”的实践性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文学艺术不但是人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更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文艺观上的具体体现。《纲要》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品格的突出强调。“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是前提，是基础，是基本目标;“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更高追求，是最终目的，它更加突出文艺作品“能不能”的价值考量，是对文艺创作能动性、实践性的要求。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具有社会性、共通性，又极具个体性、特殊性，有通俗的、有高雅的，有消遣的、有严肃的，有昂扬的、有沉郁的，有流行的、有经典的……社会主义文艺应该以其多样态、丰富性满足不同人群健康、合理的文化生活需求，让人们的文化消费得以满足，文化生活有所依傍。但是，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从来都不是停留在被动的欲望满足、低级的情绪宣泄、单纯的感官娱乐，而是更加期盼思想的启迪、素养的提升、精神的成长。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谈到巴黎工人运动的失败时，指出除了经济的进展程度之外，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也还没有达到。人民的精神得以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列宁谈到文学艺术时说，“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毛泽东认为，有了来自实际生活和日常现象的艺术“典型”，“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这就是文艺作品之于主观世界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茅盾非常形象地比喻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
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从来不是刻板地、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能够以艺术的真实最终抵达生活的现实，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美国南北战争，《寂静的春天》与全球性的生态保护运动，《素媛》《熔炉》对韩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挑战与推动，《白毛女》与变革土地封建所有制度，《乔厂长上任记》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企改革，等等。特别是“《平凡的世界》现象”，更是超出文学界早期的判断，直到现在，无数的读者因为这部现实主义力作的激励而克服艰难、拼搏奋斗。评论家何平曾经谈到，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敏锐捕捉到他们所处时代中那些正在孕育、生成和成长的民族脊梁式的新人，而这些新人形象可以被国民意识到而成为精神建构和自我仿效之“新”。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程中，正是文艺作品中的“新人”和现实生活中的“新人”相互激发、塑造、推动，才构建了追求进步、自强不息、不怕牺牲的时代精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能量。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不但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且能够让人民群众在作品中观照自我，进而理解自我、改变自我，这是一种超越了一般艺术欣赏之上的更高的满足感与推动力，这是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特有的干预生活的力量。在今天，我们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凝聚奋斗新时代的精神动力，就必须重视现实题材创作，从精神上启迪人、激励人，创造美好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正因为如此，大家一直在强调现实题材的重要作用，一直在呼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加强现实题材的核心在于提升作品的艺术质量。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影响精神、干预现实，恰恰在于它的审美价值。鲁迅说“改造国民精神，首推文艺”，强调的正是文艺作品不可替代的审美力量。现实题材创作要发挥它在大国崛起中的积极作用，就更要重视艺术质量的提升，具有时代感而警惕“速朽性”，锻造经得住时间淘洗的“经典性”品质。英国评论家萨缪尔·约翰逊坚定地认为“奉献的诗无法与诗的奉献相提并论”，虽然他否定文学干预性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必须承认“诗的奉献”的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奉献的诗”不能贡献它作为“诗”的价值，它对社会的干预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就要有意识地克服主题先行、理念大于形象、急功近利等弊病，实现“奉献的诗”与“诗的奉献”相统一。现实题材的创作不仅仅是应景之作、应急之作，它解决的是文学源头活水的问题，解决的是文学与民族历史、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的问题。现实题材也不是“声调一致”，不是现实表现的简单化、表面化、碎片化、同质化，现实题材中包含着文学创作的诸多可能性，现实题材创作要充分把握现实生活的慷慨馈赠，以高品质的艺术创造把生活的富矿采掘出来，转化成民族前进的精神动能。
有效增进人民奋斗新时代的重要方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要唤起人们践行使命的自觉行动，首先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深刻的认识，对一代人的时代责任有清醒的认知。这种认识的深化当然是需要从政治、哲学、教育等多方面去加强，但是最具广泛性、普遍性、整体性和形象化的方式是文学艺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文学艺术中，现实题材是最直接对时代发声、最能够“正面强攻”的艺术选择，是面对面地、近距离地为时代生活画像，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深刻洞悉和思考，通过这种艺术性的捕捉传达出来，能够引起受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变动不居、难以把握，信息海量、迅捷、碎片化，知识更新迭代加速、高度专业化精细化，都在客观上影响着人们对时代认知的难度。这种情况下，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直面生活，直面疑难与困惑，直面新的人类经验，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挖掘时代主题，在生动具体的生活中塑造典型形象、凝铸时代精神，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晰地、形象地认识自己的时代，更加自觉地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中融入时代的洪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现实题材创作聚焦当代，因而读者的共时、共情、共鸣就更加强烈，在场感和参与感更加突出，在行进的“经典”和“历史”中确证自己的存在，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既发现问题与矛盾所在，也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并由此而引起更加积极的精神和行动。比如鲁迅的《故乡》以及他所开创的“乡土文学”道路，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乡村与农民问题的重要表达渠道，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与思考。茅盾的《子夜》敏锐触及当时的国民经济和革命前途问题，对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进行探索。巴金的《家》《春》《秋》饱含激情地讲述青年人反抗封建家庭、向往自由的勇气与决绝，鼓舞了当时很多青年人“出走”，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大潮当中。柳青的《创业史》成功塑造梁生宝这个致力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青年形象的同时，也在梁三老汉的身上表现出了矛盾与犹疑。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乡下人进城复杂心态的精妙把握，非有彼时的切身体验不可描画。这些表现时代和现实的作品，表达出了身处其中的人们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那种复杂、矛盾和鲜活，以及作者在自觉与无意识之间的游移，带着时代特有的气味、声响、色彩、质感，是隔着时间的长河去打捞历史的作品所无法拥有的。
身处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追赶现代化的大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中国现当代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现实题材创作是对这一梦想和主题的接续努力。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不但能给受众带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吸引人们去深入了解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全民抗疫等具有历史性、全局性的时代课题，从而思考、明晰自己的奋斗方向和责任意识。同时，现实题材创作往往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也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反思，提振新时代的精神气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全面强盛，在中国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文艺创作是文化领域最为基础和活跃的部分，必须要发挥领跑开路的作用，以经典之作标刻出中华文化的新高度。现实生活本身的无限性、变动性给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无限空间。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要以提高艺术质量、增强人民精神为鹄的，创造新时代的文艺高峰，鼓舞新时代的人民创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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