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求贤守业求稳
创业求贤守业求稳——再谈立储制度
2022年6月25日，我发了一篇题为《立嫡立长不如立贤——回看中华立储制度的变迁》的拙文，获得了诸多网友的热情留言，颇有些意外。然而，关于此文，我并未写畅，今天特再赘言几句。
再以金朝从其政权草创之初到覆亡（金景祖到末帝）的过程举例，前7代最高领导人加上金熙宗这8代人基本上都是通过部落“举贤”或者最高家族“亲中选贤”的方式遵循“兄终弟及、能者居上”的模式（也就是“勃极烈制度”）来产生的（从金景祖到金熙宗这8代人），虽是在极小范围内的选择，但毕竟是比纯粹的“立嫡立长”更多地考虑了“举贤”原则，这是符合该民族政权当时的发展阶段的，从金景祖到金康宗这前5代完颜女真都还是一个局限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部落，还在与周围的部落争夺生存空间，还受着契丹族的压迫，其内部管理结构也不完善，金朝引以为傲的“猛安谋克”制度初见雏形但还没有完全军事化，直到作为金康宗二弟的完颜旻（阿骨打）这位强人出现，以完颜宗族为主体的生女真才开始大飞跃，是他把“猛安谋克”改革为军事行政组织，在公元1114年9月率领仅约2500人反辽，居然连战连捷，在当年的11月出河店一战之后女真军队才刚发展到1万人，然后就把契丹族老英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那句“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预言给兑现了（日后的满清八旗则是再次兑现了这句话，耶律阿保机一语成谶），这之后的女真军杀得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军七零八落，望风而逃，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这之后金军摧枯拉朽般地击溃辽军抵抗，把契丹部队从北方草原的东侧一路驱赶到西侧，几乎将辽国故地全部占领，但即便此时，金国还在创业过程中，契丹人也并非完全不堪一击，耶律大石的军事能力还是能令金军感到威胁，而且北宋、西夏也还都存在，西夏甚至还象征性地派出了军队来支持辽国，此时金国的外部威胁还是很大的，公元1123年金太祖完颜旻（阿骨打）病死，由其弟完颜晟（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公元1125年活捉了辽国末帝天祚帝，除了耶律大石远遁西域开创了西辽帝国之外，辽国的有生力量基本上都被金国消灭了，西夏就在该年向金称臣。公元1127年金国军队又灭了北宋，俘虏了徽钦二帝，制造了中原民族的“靖康之耻”。从金景祖到金太宗这7代人所经历的是典型的王朝创业期，从金太宗到金熙宗这段时间虽然不算典型的创业期，但当时金国的皇权尚未得到稳固，将之也归入创业期也不算太离谱，因为当时南有南宋的反攻，北有初代蒙古族部落的挑战，完颜宗弼（兀术）为了平息当时蒙古乞颜部的首领合不勒在北方的袭扰，专门停下对南宋的征讨掉军北向大漠，并没讨到多少便宜，公元1147年金与蒙古议和，金朝承认合不勒在漠北草原建立“蒙兀国”。在这8代人薪火相传的创业期中，风刀霜剑，血雨严霜，艰难困苦是第一位的，这个阶段，“兄终弟及、能者居上”压倒了“父死子继、立嫡立长”。
接着上面写到的“蒙兀国”，乞颜部首领合不勒建国之后不久就病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继承人，他遵从草原上的首领推选规矩，蒙古的可汗须由德才兼备的人担当，他的堂弟俺巴孩在蒙古人中的威望蒸蒸日上，于是他不顾自己有7个亲儿子，将大汗位传给了堂弟泰赤乌克部首领俺巴孩（注意：不光没传给自己的儿子，也没传给亲兄弟，甚至都没有传给本部的人，而是跨部落传位给了自己的堂弟，泰赤乌克部的首领）。俺巴孩也的确是条好汉，深受蒙古部落子民的爱戴，金国调整了对蒙策略，转而支持北方草原的塔塔尔人与蒙古人抢地盘，俺巴孩为了缓和与塔塔尔人的矛盾不让包括金国在内的其它势力坐收渔翁之利，他亲自送女儿嫁给塔塔尔的一位首领，但是塔塔尔人首领铁木真兀格背信弃义乘和亲之际将俺巴孩活捉后送给了金熙宗，金熙宗将俺巴孩折磨致死，俺巴孩临死前通过被放回北方草原的跟班那可儿向他的臣民传话将汗位传回堂兄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忽图剌（他希望继任者为他报仇，肯定选的是一位能力最强的接班人），忽图剌不负俺巴孩之望，与塔塔尔人13次开战，俘获了塔塔尔人首领铁木真兀格，此时忽图剌的侄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正好在战斗中生下一个孩子，于是为了纪念这场复仇之战，也速该将这个孩子取名为铁木真（出生于公元1162年），即后来的成吉思汗。也速该是合不勒的第二个儿子把儿坛的第三个儿子，他成年后担任的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并没有接大汗位。铁木真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大汗位，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之后于公元1206年春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被众蒙古贵族们推戴为“成吉思汗”。从铁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到铁木真，这4代人的拼搏历程绝对属于蒙古王朝的创业期，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大汗位的传递遵循的是“举贤”（或者说“立贤”）原则，是不考虑嫡不嫡长不长的。
而清朝，从其缔造者努尔哈赤到入关后的首个皇帝顺治，正好是清王朝的创业期，一共经历了3个最高首领，就是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中间的2次传位，都是八旗旗主协商讨论决定，既没传嫡也没传长，这固然和努尔哈赤、皇太极去世过于突然（他们没有充分时间留下明确的传位遗言）有关，但实际结果的确反映出“旗主推举”制并不遵守“立嫡立长”原则，而是适应了王朝创业期的内外部严峻环境来拥立新君的。
再提一下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正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吧，它的创业期几乎就是其前身代国（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代国”，虽然它不在十六国之列）的全部历史，西晋后期，鲜卑索头部首领拓跋猗卢效忠西晋王室，支持西晋对抗前赵政权，屡立战功，公元315年，晋愍帝册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奠定了代国的雏形。 公元316年3月，拓跋猗卢被自己的长子拓跋六修谋逆弑杀，左贤王拓跋普根得知后率军诛杀了拓跋六修，继任代王，但是次月，拓跋普根就去世了，其儿子刚刚出生被拓跋普根的母亲（也就是代国王太后）祁氏立为代王，但是同年12月这个婴儿代王就夭折了，于是代国人拥立拓跋郁律为新代王，比较有为，但是公元321年拓跋普根的母亲祁氏将拓跋郁律谋害后拥立了她另外一个儿子拓跋贺傉（“傉”发音同“怒”）继位，拓跋贺傉生性懦弱，无法服众，公元325年他忧愤而死，由其弟拓跋纥那继位，拓跋纥那军事能力薄弱，被后赵的石虎攻击后迁都到大宁，公元329年鲜卑贺兰部及其他各部大人共立拓跋纥那的堂侄拓跋翳槐（也就是拓跋郁律的长子，“翳”发音同“义”）为代王，拓跋纥那只好投奔鲜卑宇文部。公元335年，拓跋翳槐欲杀其舅父贺兰部大人贺兰蔼头，导致各部叛变。拓跋纥那自宇文部返回，再被拥立为代王，拓跋翳槐逃奔后赵。公元337年，拓跋翳槐在后赵将领李穆保护下，进入大宁，旧部纷纷归附，拓跋纥那因此再出奔前燕，不久被杀。公元338年，拓跋翳槐去世，遗命立远在后赵的二弟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什翼犍设置百官，制定法律，推动奴隶制部落联盟最终转变为封建国家形式，是代国最有作为的首领，东自濊貊，西至破落那，南距阴山，北达沙漠，全部归服，拥众数十万，但是公元376年，他不幸被逆子拓跋寔君（4个字的）所弑。此后，前秦军攻打云中，使得代国部众纷纷逃散，灭亡代国，同年苻坚车裂了弑父的拓拔寔君。拓跋什翼犍另外一个儿子拓拔寔（3个字的）有一个宝贵的遗腹子拓跋珪（拓跋什翼犍最有出息的孙子），拓跋珪复代国即位，此后开创北魏，他就是北魏开国皇帝北魏太祖（也称北魏道武帝），但是他结局也不好，是被他的次子拓跋绍弑杀，他的长子拓跋嗣诛杀了拓跋绍然后继位为北魏明元帝（他系庶长子，但是拓跋珪没有嫡长子，因此他出生后被拓跋珪十分喜爱有意立为储君，而他的母亲刘贵人被拓跋珪仿效汉武帝钩弋夫人故事给杀了，从此北魏为王储建立起了“子贵母死制”）。从拓跋猗卢到拓跋嗣基本上涵盖了北魏王朝整个的创业期，虽然拓跋嗣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也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最困难的时期基本都度过了（拓跋嗣起到了类似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过渡作用，拓跋焘则类似汉武帝开疆拓土，大展拳脚）——好，我们回看一下北魏的创业期，堪称一部狗血剧，但是这部狗血剧里面除了较为频繁的骨肉相残之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兄终弟及，实质是一种偏向于“亲中选贤”的原则。
此外，辽和西夏的创业期（与其建国之前的部落发展期几乎重合）也非常类似，基本上都是遵循“兄终弟及、亲中选贤”的原则，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好了，截至目前，中华历史上正统的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辽、西夏、金、元、清）的创业期梗概就列在如上了，五胡十六国里面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北燕、南燕、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大夏、成汉这16个割据政权都不算正统王朝，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翻翻它们的国史，就会发现这些割据政权初创阶段兄终弟及的情况非常普遍。而汉族政权表面上看是父死子继的为多，但是去看一下五代十国里面的十国（前蜀、后蜀、闽国、马楚、南汉、后汉、吴越、杨吴、南唐、荆南），应该发现，在正式立国之前兄终弟及的情况也不少见，而当立国之后，则大都开始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这都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一句话：“创业求贤，守业求稳”，或者说：“创业宽选，守业窄选”。
新王朝或者新政权创业期，处于在强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下，需要一种侧重于“举贤”“选能”的传位模式（也就是需要相对更“宽”的选材面）来确保继承人能力比较强能够带领这股新生的力量在困境中保存实力，徐图发展，逐步做大蛋糕，这股力量可能是一股民族力量（集团），也可能就是一股宗族力量（集团）或者姓氏力量（集团），它们在初始的时候急需保存自己并做大蛋糕，在这个时期，核心层考虑的是要选定出一个足够强有力的领导来破局来发展，这个时候选接班人的核心原则就是“求贤”、“求强”，即便这个强者可能不容易被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但是他可以把蛋糕做大啊，既然他能做大蛋糕，就算其比较难控制，也还是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愿意向“强人”屈服，因为这一个个小集团都知道，只有把新王朝或者新政权的蛋糕做大了，它们才能分得更多。
而到了新王朝或者新政权的总体格局基本确定之后，也就是进入了守业期了，基本上无法再进一步做大蛋糕了，这个时候王朝或者政权的过渡就要以“求稳”为主，只有减少交接班时候的纷扰（为了减少纷扰，就缩“窄”选材面），才能保持这个王朝或者政权的稳定，也就是确保原先分蛋糕的方案继续得到执行，确保皇族在内的各既得利益集团都还能继续享福，不要产生大的波动，这个时候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凡是对稳定构成威胁的传位制度都很难被既得利益集团所青睐，于是“嫡长子继承制”作为一种最容易确立秩序的基于血缘和君权神授理论的继承制度就能在承平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护（尤其是在朝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而且在创业期过后，“贤明”和“强悍”很难得到实践证实，因为该打的敌人在创业期已经被消灭或者打跑了，继承人要想证明自己“贤明”或者“强悍”的机会也很少，而且一些有野心的继承人在承平时期完全可以自我包装为“贤明”，比如隋文帝的嫡次子杨广、唐太宗的嫡次子李泰、清康熙帝的第八子（那位拼命笼络大臣的“八爷”允禩）都是自我包装大师，他们到底贤不贤其实并没有经过真刀真枪的考验。
现在再来看汉族相对正统一些的几个王朝，创业期的时候其实也不怎么强调“父死子继”。秦朝是奋六世之余烈才统一六国的（历代秦王给嬴政打的基础太深厚了），但是秦国最初作为为周王朝养马的附臣属国的时候（典型的创业期），兄终弟及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秦庄公传位给弟弟秦襄公，秦宣公传给二弟秦成公，秦成公传给三弟秦穆公，等等）；西汉不用看了，刘邦够牛，他一个人完成了创业期；西汉末年，刘秀是跟随他哥哥刘縯起义的，刘縯的能力和号召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不是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刘縯创立大业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如果届时不“提前发生玄武门之变”的话，那么刘縯传位给弟弟刘秀的概率是不低的；到了三国时期，东吴创业期时候，孙策传位给二弟孙权；司马家族创业之初，司马师是把自己的权位传给弟弟司马昭的；到了北魏之后，北齐初年从高澄到高湛这4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都是一母同胞（高澄没来得及称帝就被他的厨子刺杀了，但他3个亲弟弟都登基了）；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都是捡了前面王朝皇族内斗的便宜，降低了创业的难度，因此创业期都只是一代人解决了（刘裕创刘宋、萧道成创萧齐、萧衍创萧梁）；南朝陈的开国皇帝陈霸先过世时候自己唯一的儿子陈昌还在北周做人质来不及赶回只能把皇位传给了大侄儿陈蒨，陈蒨虽然传位给自己儿子陈伯宗，但是陈伯宗被自己的叔叔陈顼给废了（上演了迷你版的“靖难之役”）；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得国太容易，从他自己女儿担任太后的北周小皇帝手里篡夺的皇权，加上他自己能力够强寿命足够长统一了全国，隋朝的创业期就是给了这个大贵族捡了个大便宜；唐朝的创业期说穿了是李建成李世民加上他们的妹妹李秀宁来完成的，李秀宁因为是女生被男权社会天然剥夺了继位权，然后李世民用“玄武门之变”直接掐灭了唐初兄终弟及佳话诞生的可能，如果李渊当时能把这两个儿子的关系协调好的话（当然还要加上外敌足够强大，可惜那个时候突厥军力已经被隋朝仅有的2个实权皇帝给削弱得太多了）唐初的这出人伦惨剧本来可以用创业期的兄终弟及的皇族童话来替换的（恰也证明了孟子强调过的敌国外患的重要性，有时候足够强的外敌也可能减少内部的悲剧）；北宋开国2个皇帝就是兄弟关系，虽有“斧光烛影”的嫌疑，但是赵普献出的“金匱之盟”又给赵光义的继位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后世史学家如何怀疑“金匱之盟”的真实性，但是它的内容本身至少为赵光义的接班提供了合理性）；到了元末，朱元璋实在太牛，也是一个人完成了创业期（但是洪武大帝的接班人嫡孙朱允炆的天下还是被他叔叔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了去）。所以，除了个别牛人能一个人完成创业期之外，其它汉族王朝的创业期要么需要“兄终弟及”来做巩固，要么是因为捡了便宜（减少了创业的难度），要么就需要用类似“玄武门之变”或者“靖难之役”来给创业期打个回调的补丁——血的历史证明了，无论第一代创始人再怎么牛，如果接班人不够牛的话，就算王朝不转手给外姓人，也必须得换个更强的自家人，相当于把创业期做了某种形式的延长。
综上，我想“创业求贤，守业求稳”这八个字大致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华历朝的传位原则给解释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某个王朝或者某个政权初始萌芽期往往多出现“兄终弟及、亲中选贤”的情况，而到了局面大定，承平时期，“父死子继、立嫡立长”就成为了主旋律。到了王朝末期，当皇帝成了高风险的职业，除了儿子之外基本也没啥亲戚真愿意主动接这个烫山芋了（于是“默认”只能传位给儿子），因此末期就只能还延续承平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在王朝末期，“父死子继、立嫡立长”依然压倒“兄终弟及、亲中选贤”——所以再拓展些总结的话，就是：“创业求贤，守业求稳，末期守旧”或者“创业宽选，守业窄选，末期默选”。
而如果一个政权始终处于类似创业期的话呢? 如果一个政权由于外部压力持续存在而缺乏承平期呢？“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这样一个重规则易执行却相对轻效果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恐怕就要受到挑战了——世界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就逐步逐步在进入全球化的阶段，类似以前“统中华镇东亚然后藐世界”的中华老大帝国的承平模式从大航海时代起其实就逐步受到了挑战，只是15到18世纪的科技还不够发达，欧洲列强的海军还没那么快横行东亚，俄罗斯也只是到17、18世纪才逐渐把触角伸到了东亚，导致中华老大帝国的承平模式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父死子继、立嫡立长”就成了中华帝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在进入守业期后的主旋律（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可视为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改良）。
反观欧洲，虽然也诞生了一个个封建帝国，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东亚的中原王朝如此强调“父死子继、立嫡立长”，许多国家的国王或者皇帝（包括女王或者女皇）都不是前任国王或者皇帝能乾纲独断的，很多国王或者皇帝都是贵族拥立的（请看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历史），或者是被贵族阶层佐之以宗教势力选出来的（请参看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制度），这种相对更“宽”选材面的继位制度是不是由欧洲这个强国林立的格局特点给逼出来的？因为每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强敌环伺，等于每个政权都缺乏类似中华王朝的承平守业期，于是各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需要相对选材面更广的竞争机制来推选出更强的领导人来抵抗外部压力，不能不承认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当然，还有其它诸如：城邦传统、宗教影响、文化传统、欧洲王族亲缘关系交杂等等的因素存在。）。
历史是一个有趣的东东，研究分析一个国家的某些历史规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另外一些国家的制度建设......
从“创业宽选，守业窄选，末期默选”我们可以再想出去许多，但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此只写一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选举制度首先源自于欧洲的原因吧（不讨论西方选举制度到底有多少民主含金量，只说现代选举制度它首先诞生于欧洲，这点毋庸置疑！）......
作者：三好
2022年6月27日
作者按：原创不易，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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